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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处记载看：裴注引《魏书》把屯田的创办，归功于曹操本人，未提谁曾向操建议屯田之事。《通鉴》则引用了《魏书》对当时诸军普遍缺粮的叙述，可是只字未提操本人原来对兴办屯田有何想法，同《武帝纪》一样突出枣祗的屯田建议，而只言操从之。我以为《魏书》所引操鉴于“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而积极主张屯田之语，必有所本。从《曹操集》看，操素有“三年耕为九年畜”和“为战士爱粮”的农战思想；他自幼熟读兵书，对足食强兵之道，早有借鉴；且生死攸关的军食需要也必定使操产生兴办屯田的意图。操起兵后，屡遭败衂，兵少粮单，时而因粮尽退军，时而不得不吃人肉脯，直到建安元年在往迎献帝途中，仍不得不令士兵食干椹充饥。因此，操本人不能不产生修农畜粮的强烈要求。故当操破汝颖黄巾时，得到许多耕牛农具，恰恰正是屯田所需，因之在操召集的“大议损益”会议上，枣祗首先提出兴办屯田，正与操意同，于是屯田遂得以创办。我们知道，一个军政领导者在有所作为时，往往先召开会议，广泛听取群下意见，然后决定取舍。假若先抛出自己的主张，然后交群下讨论，就会挫伤群下主动思维的积极性，也不利于观察群下的识见和才能。我们讲兴办屯田时，既肯定枣祗的首倡之功，同时也要肯定曹操善于借鉴先代良式和择善而从的识见。

枣祗不仅是曹魏屯田的最早倡议者，也是兴办屯田的领导者，建安元年枣祗在许创办屯田成功，始广泛推行于各地。因枣祗对屯田事业贡献很大，他死后，曹操曾下令嘉奖说：

故陈留太守枣祗，天性忠能，始共举义兵，周旋征伐。后袁绍在冀州，亦贪祗，欲得之，祗深依附于孤。使领东阿令。吕布之乱，兗州皆叛，惟范、东阿完在，由祗以兵据城之力也。后大军粮乏，得东阿以继，祗之功也。及破黄巾，定许，得贼资业，当兴立屯田，时议者皆言当计牛输谷，佃科以定。施行后，祗白以为僦牛输谷，大收不增谷，有水旱灾除，大不便。反复来说，孤犹以为当如故，大收不可复改易。祗犹执之，孤不知所从，使与荀令君议之。时故军祭酒侯声云：“科取官牛，为官田计。如祗议，于官便，于客不便。”声怀此云云，以疑令君。祗犹自信，据计划还白，执分田之术。孤乃然之，使为屯田都尉，施设田业。其时岁则大收，后遂因此大田，丰足军用。摧灭群逆，克定天下，以隆王室。祗兴其功，不幸早没，追赠以郡，犹未副之。今重思之，祗宜受封，稽留至今，孤之过也。祗子处中，宜加封爵，以祀祗为不朽之事。

此令是有关屯田的第一手资料，在兴办屯田的具体措施上，枣祗力排众议，确立了最能“丰足军用”的“分田之术”。由于枣祗功效卓著，故祗死后，操特地下令表扬，充分显示了枣祗在曹魏屯田中的突出作用。

在执行屯田任务中，任峻和国渊的贡献也很大。枣祗兴办屯田成功后，曹操以任峻为典农中郎将，主管屯田事。《三国志》卷16《任峻传》言“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

国渊原为曹操司空掾属，继枣祗、任峻之后，典掌屯田事，“渊屡陈损益，相土处民，计民置吏，明功课之法，五年中，仓彛Х崾担�傩站喝袄忠怠薄Ｓ纱丝蠢矗�傥�究帐保�芄芡吞锸乱档哪耸枪�ǎ��且酝�嗣撬�档拇笏九��

对曹操屯田有贡献的人，还应提到袁涣。《三国志》卷11《袁涣传》言：

是时，新募民，开屯田，民不乐，多逃亡，涣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迁，不可卒变，易以顺行，难以逆动，宜顺其意，乐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强”。太祖从之，百姓大悦。

由上可知，刚召募人民屯田时，人民习惯于自耕自食的生产模式，一旦被强迫放置在国有土地上耕作，既疑虑谷物成熟后自己能否得到实惠，也厌恶军事编制的严格束缚，因此便擅自逃亡。不屑说，典农官对待逃亡者的办法是追捕和惩罚。这样更加重了屯民的畏惧，甚至出现怠工情绪。袁涣向曹操建议变强迫为自由应募，既可使人民自觉自愿地参加屯田，也迫使典农官不敢过分虐待屯田民，从而有利于生产和积聚粮谷。袁涣的建议，得到了曹操的听从，从而得到了百姓的欢迎。当然，所谓“顺行民意”，也只能有限度地作到，但总会有所改善。所以说，曹魏屯田所以能成功，不仅归功于倡议者和执行者，也应当赞扬使屯田得以顺利进行的袁涣。

二、民屯的组织

曹魏屯田原来并无所谓民屯与军屯之别，近代史家为了叙述和研究的方便，始加以区分。实则，二者很难截然辨别，因二者有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