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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一种和解政策＇注：B·A·李：《英国与中日战争1937～1939》，牛津大学1939年版，第102页。＇。”外交大臣西蒙对此的解释是，“政策——对日和解。对中国——不要只是依靠别国，尽你们自己的责任，不要寻求转向盟军16条。对日本——我们不想实行制裁＇注：《中国年鉴》重庆1941年。＇。”

1931年9月21日，南京政府向国联提出起诉，要求国联采取行动制止日本的侵略。英国操纵国联连续通过两个决议，对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作任何谴责，而是不分清红皂白，同时向中日方面呼吁停止冲突，撤退军队。这种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置于同一位置的做法，再一次表明了英国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姑息态度，暴露了英国及国联的虚弱本质，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由英国控制的李顿调查团也未就制裁日本的侵略提出具体有效的措施。

1933年1月3日，日军占领山海关，接着又向热河发动进攻，促使英国决定对“满洲国”采取不承认的方针。2月24日，国联通过决议案，明确指出满洲的主权属于中国，任何国家不应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国联成员国不得在法律上或事实上表示承认“满洲国”。不久，日本宣布退出国联。

随着《塘沽协定》的签订，日本的对外扩张活动对英国的远东战略形成了更直接、更严重的威胁，英日矛盾进一步尖锐。但由于德国法西斯的上台，迫使英国把战略重点放在欧洲，使它在远东的力量不足以对付日本，同时英国与苏美的矛盾妨碍了共同对日阵线的建立，结果只好推行对日妥协的政策。

1937年7月，日本撕毁九国公约，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急剧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格局，揭开了法西斯国家争夺世界的战幕，日本独占中国，称霸亚太地区的野心，与大英帝国在远东的既定政策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如何维护英国在华利益，对付日本的威胁，寻求美国的帮助和支持，成了英国远东政策的核心内容。英国为了避免战局扩大，曾一度寄希望于“调停”来尽快结束中日冲突，以减少由于战争扩大而给英国在华利益带来的损害。但日本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已定，调停政策难以奏效，被迫寻求新的对策。

1937年11月1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下院宣布，没有美国，英国就不可能在远东做出任何有成效的事情。因此，英国将“同美国完全一致，走得一样远，既不跑在前面，也不落在后面＇注：复旦大学历史系：《1931～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27页。＇。”但美国此时已明确宣布不愿制裁日本，英国也就不可能采取什么实际行动了。张伯伦政府只能继续采取观望态度，寄希望于日英妥协。1938年2月11日，张伯伦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一刻也不愿有人会认为所有和日本绥靖的机会都已过去了，重要的是还要向哪些方面做出某种努力＇注：阿诺德·托因比等：《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下册第918页。＇。”此后，英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英日关系。5月，英国同日本签订了《战时中国关税抵付外债办法协定》，完全无视中国主权，牺牲中国的权益来保护英国的贸易，体现了英国对日本侵略行动事实上的承认，使中国的关税收入遭到极大损失。据中国海关统计，中国海关收入损失1938年达1。59万美元，1939年达到2。77万美元，1942年达到4。23万美元，分别占实应收入的62。3％、83。7％、89。1％＇注：《英日关系的疏远1919～1952》，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9页。＇。

1938年7月22日，英日签订了《有田——克莱琪协定》，张伯伦政府完全承认日本侵华行动的合法化，并承诺不援助中国抗战。这是英国牺牲中国利益、缓和英日矛盾、绥靖日本侵略的典型表现。延安《新中华报》发表社论，揭露这一协定“无异是赞助日本在中国的掳掠、屠杀、奸淫、侮辱和占领；无异赞助日本消灭我国抗战力量＇注：A·N·扬：《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附录。＇。”英国一方面拒绝向中国提供援助，另一方面继续向日本输出军需物资。张伯伦还企图借助德国的力量调停中日战争，在远东实现英德日合作。

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使日本的侵略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英国想以承认日本侵华的既成事实来换取日本承认英国的在华利益，但由于日本的目标是要独占中国，所以此举无异于与虎谋皮。11月3日，日本占领武汉和广州之后，近卫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