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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没有教材，国内专家只有郭永怀一个人，我们刚开始提出的口号是边干边学，干成学会。那个时候我们自背行李，冬天两床被子两床褥子都要背着，打一个很大很大的行李卷，坐公共汽车，中间换一趟车，到西直门火车站，在东华园下车。一下车就发现塞外情况跟关内不一样，黄沙扑面，有时没车接，自己要扛着行李卷迎风走20里地。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军营，一共有二三十人在里面住，三张大通铺，每人不到二尺铺位。一天只吃九两饭，还不够我一顿吃的。我们的同事有的能吃二斤炸油饼，长期挨饿，不知道饱饿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要走六里地去试验场。

刘文瀚说，试验场有一个碉堡，山上还有烽火台。我们是搞启爆元件的，原子弹要用炸药来引爆，要实现同步启爆，一块往里压，才能把里面的核材料从亚临界状态压到超临界状态。核武器的原理一般的都知道，两块铀…235都是亚临界的，对在一起就是超临界。两块一对，接触的部分能量非常大，马上就推开了，核反应就马上停止了，你必须把这两块压在一起，让它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后边就靠炸药来推，这就叫枪法式，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就是枪法式的。它的结构简单，但是核材料利用率太低了。美国还在长崎扔了一颗内爆压紧型的，核材料利用率就要高得多。必须在一个炸药球面上同时启爆，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完全靠计算算不出来，只好从试验入手，当时我跟陈能宽一起做这个工作。那时只有两台上海出的手摇计算机，我手摇计算机的技术是相当过硬的，后来我练得比电动计算机速度可能还要快一点儿。第一块聚焦元件是陈能宽起的名字，叫坐标一号。这个坐标一号聚焦元件真正是中国自己的，而真正攻关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这一代年轻大学生。第一次试验就证明，通过坐标一号聚焦是可行的。不过，当时在我们九院内部也有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在国外现成的资料里没有人给出现成的解法来。王淦昌认为这个问题还要探讨一下，陈能宽坚持可以走这条路。结果第一炮做试验就证明这条路是可通的，这是一个跃进。虽然没有达到坐标一号各个部位同时打在球面上，但说明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陈能宽是留美的博士，人特别好，有一次我们晚上算数据算得非常晚，一直算到午夜，他家在这，他也没回家。我倒没关系，因为我住单身宿舍，我可以陪着他算。那时候是饿着肚子算的，到半夜陈能宽感到有点儿疲劳了，我也疲劳了，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窝头来，说这个是我晚饭省下的。他拿窝头分给我一半，说吃吧吃吧。我当时还不好意思吃，因为粮食定量那么紧张，人家陈能宽是很有名望的专家。他说不要客气，吃完了咱们还得算呢。结果吃完了以后又算，算完了大概是第二天了。陈能宽说他1947年出国的时候，轮船上所有不文明行为的警句，像不许随地吐痰不许大声喧哗之类的警告，都是用中文写，他挺生气的。那天他想去理发，船上的理发师说没时间，后来别人告诉他其实是不为有色人种服务，可是日本人例外。陈能宽说国破方知人种贱，他说咱们这事儿一定要干好，从振兴民族这一点来说也要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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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窝里（3）

陈能宽是在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毕业的，原来学的是矿冶系，1947年到美国耶鲁大学，学的是物理冶金系，随后在耶鲁大学念完博士学位，当时他做的毕业论文更多的是偏向金属物理，即所谓金属单晶体的换型形变工作。1950年他本就想回来，但是由于发生了朝鲜战争，中美关系紧张，中国留美学生回来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在那时都没有回来。在美国留美的中国同学组织了一个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尽量争取得到美国社会上的支持。当时是麦卡锡时代，美国搞了一阵子###排华，最后还是周恩来在日内瓦谈判，双方交换平民他才回来。

陈能宽说，1950年我拿到博士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美国不让中国留学生回来。我在学校和西屋电气公司工作了五年。1955年解禁以后，一大批留学生都回来了，从香港进入深圳，当时那里还是个小村子，但是感觉特别亲切。回到中国后，我先是到了中国科学院的应用物理所，1960年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回来以后到金属所，没呆多久就到了九所。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儿了，科学院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些信箱啊什么的，转来转去的。那对我老伴怎么说呢，就只告诉她我现在调到一个保密单位，做什么工作不能跟外面讲。一开始到了九所，他们总要交代工作吧，哈，他不直说，绕弯子，只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