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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中国的湖南人更是刮目相看。他们的开明学者通过湖南人魏源所编纂的《海国图志》，开阔了眼界。令他们非常诧异的是，在和日本一样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之内，竟然有一位臣民，能够提供如此详尽的世界知识，并且提出了向西方人学习长处以对付西方侵略的主张。

日本人正在为受到西方列强的欺侮而苦恼，他们的开明派一心想通过模仿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商业文明与政治制度，迅速地赶上并超过西方列强，因此在魏源的主张中找到了强烈的共鸣。

19世纪60年代，主张改革的各派日本政治势力，已经通过武力为明治维新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在本年度开始了西方化的进程。他们建立了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来推行社会的变革。

同样令日本人感到诧异的是，令他们惊羡不已的大人才魏源，并没有得到中国最高统治者的重视。他的主张和他力图传播的知识，只是在湘军集团内得到了高度的认同。

日本人发现，在这个世界风云变幻的时代里，湖南人似乎具有独到的眼光，他们倡导的洋务运动，与日本贪婪地引进西方文明有几分相似。

于是，日本也开始注重对于湖南人的研究。

但是，湘军集团暂时还无法全力以赴地致力于洋务运动，他们在清廷的催促下，集中精力对付在北方各省流动作战的西捻军，贵州和云南的苗民起义军，以及陕西和甘肃的回民起义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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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白号起义军的根据地荆竹园，位于思南县城西南一百里处，海拔九百五十米，突起于群山之中。

白号军于1860年6月1日攻下荆竹园，到1868年为止，已在此地与清军和湘军血战八年。白号军在这里驻军一万二千多人，修建了两千多间营房和二十多座堡垒。

李元度的湘军部队在上年底逼近荆竹园以后，1月份得到了席宝田所部的增援。

三十九岁的东安人席宝田于1月6日率部从沅州西进石阡，与李元度和王永章见面。这三位湘军大将一起视察荆竹园的地形，只见四周山势陡峭，悬崖绝壁，中部低洼，呈椭圆状，山形如一艘在大海中前进的巨轮。显然，这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军事要地。

席宝田说：“如果我们占领了北冈，就可攻破荆竹园了。”

李元度同意他的看法。于是命令部队在北冈修筑两座壁垒，席宝田令部队排列阵势，准备作战。

起义军也发现了北冈的重要性，立刻派部队来争夺李屯，攻击李元度所部新筑的壁垒。席宝田部突然撤退，李元度的新垒崩溃。

第二天，席宝田独自率部驻扎在李屯附近新筑的壁垒，起义军又来攻击，被席宝田部奋力击退。

湘军占据北冈之后，山寨里的白号军便开始动摇了。

湖南又增派湘潭人黄润昌率军从晃州西进贵州，增援席宝田。

黄润昌率部来到贵州边界的青溪，遇见邓子垣的部队，见军士们饿得皮包骨头，决定帮助这支友军。他增设拥有二十多艘船的水师部队，运送军粮。

接着，黄润昌和邓子垣率部西进，攻克镇远。他们得知南下贵州的川军被苗民起义军阻拦在镇远西南方的施秉和黄平一线，无法推进，便谋划打通驿路，以便与川军会合。

1868年，同治七年（2）

席宝田得知他们的计划之后，派荣维善领兵北上增援。

李元度和席宝田两部于2月份完成了对荆竹园的包围，分头攻击东卡门和西卡门。

湘军将士们冲到卡门前，争夺栅垒。李元度的部将黄元果捷足先登，部队一拥而进，攻克荆竹园。根据地内的黄号军、白号军和石达开太平军的余部，几乎全部战死或被俘。

李元度的湘军对荆竹园用兵已有一年多，现在有此大捷，将士们非常振奋。关心贵州军事的官员和士绅都很惊喜，认为这是一大奇功。其他地方的苗民起义军和教民起义军听到消息，纷纷瓦解。

李元度率部驻扎在思南以西凤冈县的偏刀水，席宝田率部进驻思南以南的轿顶山，东南方十六里处就是施秉县城。

席宝田所部攻破三十六座山寨，安抚的山寨达到十分之一，接收二万八千人口。

此战以后，清廷将王永章以提督记名，遇缺简放。

湖南巡抚刘崐上奏说，对于贵州东部已经平定的府县，应该从军营中委派贤能人员履行守令的职务，并且上奏推荐叶兆兰代理贵东道。清廷将他的奏本下发贵州巡抚曾璧光，征询意见。曾璧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