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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熊”对抗革命（10）

1936年举行州长选举。卡德纳斯和反维多利卡·格拉哈莱斯的联盟推举埃弗拉因·古铁雷斯（Efraín　Gutiérrez）为候选人。弗拉因·古铁雷斯早年参加革命，1914年，放弃在国家农业学院的学业，在莫雷洛斯加入萨帕塔起义军。1916年返回学校，获得学位，并进入了国家农业委员会。1928—1932年，在卡德纳斯担任州长的米却肯州政府工作。卡德纳斯就任总统后，他先后出任国家村社信贷银行的行长和农业部部长。维多利卡·格拉哈莱斯推举自己的密友萨穆埃尔·莱昂·布林迪斯（Samuel　León　Brindis）为候选人。虽然维多利卡·格拉哈莱斯采取了暗杀、收买选票等种种伎俩，但是最终埃弗拉因·古铁雷斯在110个市镇代表中，获得97票的支持，成功地被提名为国民革命党候选人，并在6月6日举行的选举中当选为州长。

埃弗拉因·古铁雷斯就任州长后，任命埃拉斯托·乌尔维纳（Erasto　Urbina）为新成立的保护土著部（Departamento　de　Protección　Indígena；　DPI）的主任。在一支来自落后地区的、会说西班牙语和土著语言的白人组成的保镖的陪同下，埃拉斯托·乌尔维纳走访了高地地区的农村社区。埃拉斯托·乌尔维纳本人也能流利地说佐齐尔语和策尔塔尔语，与印第安人有着良好的接触，一位恰穆拉的印第安人说，“他不像一个白人，而更像我们”。　埃拉斯托·乌尔维纳帮助印第安人提出土地要求，并在高地地区和索科努斯科地区分配了大量土地。在恰帕斯，继保护土著部之后，接着又成立了土著劳工工会（Sindicato　de　Trabajadores　Indigenas；　STI）。通过这两个机构，政府在沿海咖啡种植园和高地地区的印第安人劳工之间充当了中介人的角色，至少在短期内改善了印第安人的待遇和条件。

然而，随着30年代的结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墨西哥再次成为美国的水果、蔬菜、纤维和纺织原料的供应者。这种宏观经济的转变对印第安人、农民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为政府再次重点支持发展大规模的商品农业，以满足突然增加的出口需要。这一变化也导致了土地改革突然中止，使农民进一步分配土地的希望破灭了。在有的地区，卡德纳斯时期已分配的土地再度集中，重新建立了大地产。与此同时，政府继续以维持食品低价格的前提来发展国内工业。在卡德纳斯时期，很多农民在获得土地之后，放弃了传统的手工艺，改用工业制造品。在政府的财政政策允许工业制造品价格上涨快于食品价格上涨的情况下，为了适应生活费用的上升，很多农民被迫在邻近地区再度复兴的商品农业部门从事劳动，赚取微薄的工资贴补生活。在墨西哥北部，有的农民到美国寻求工作，尚能赚钱养家，甚至能积攒一些资金回国开办自己的小企业，例如后来圣克里斯托瓦尔的主教萨穆埃尔·鲁伊斯·加西亚　（Samuel　Ruiz　García）的父母。但是，在恰帕斯，离开高地到低地种植园打工的农民，最多能赚钱偿还债务。美国学者简·卢斯（Jan　Rus）在恰帕斯印第安人中间进行口述史调查，他的一段文字生动地再现了这些离乡背井的印第安人劳工的悲惨境遇，一位妇女这样讲述了自己在70年代的经历：

“浣熊”对抗革命（11）

很久前，我的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就去了种植园。现在他已经15岁了。我过着单身的日子——我丈夫和另一个女人跑了，抛弃了我。单身生活让我痛苦不堪。我没有玉米。所以我去卡塔里纳（Catarina）种植园劳动了八个星期。在圣克里斯托瓦尔，我向一个叫曼努埃尔（Manuel）的劳工承包人寻求工作。然后我就去了。在种植园里，我要很早起床做早饭，因为我不得不自己照顾自己。当我去摘咖啡豆的时候，天还没亮。我把我的篮子系好。当我去种植园时，下了公共汽车，还要走很长的路。但我要继续匆匆赶路。道路也很糟糕——全是锋利的碎石，糟透了。

我要竭尽全力才能完成一天的任务，因为我得和男人一样干活。我用一个木钩子把咖啡豆摘下来。我们必须像男人一样干，因为工作是根据任务指标来衡量的。没有车，我们身上背着装满咖啡豆的布袋，用带子系在身上。有时，要到下午四五点钟我才能装满我的布袋。我受了很多苦。儿子哭了，我要把布袋扎好，给孩子喂奶，先喂一边，再喂另一边。男人要早一些完成任务，因为没有什么打扰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