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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cas　Alamán）的策划下，恰帕斯举行公民投票，结果万票赞成与墨西哥合并，万票主张与危地马拉合并。在投票过程中，印第安人受到主张与墨西哥合并的教士的操纵，驻扎在附近的特旺特佩克（Tehuantepec）的墨西哥军队对投票人进行恐吓。1824年9月14日，除索科努斯科（Soconusco）以外的整个恰帕斯正式并入墨西哥。1842年，在遭受危地马拉的一次入侵后，索科努斯科也加入墨西哥。但是，由于独立后的墨西哥政府的软弱，加上与其他地区在地理上的隔离，恰帕斯的当地精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拥有很大的自主性。

获得独立的墨西哥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但是，欧洲和北美的企业家接踵而至，在墨西哥投资生产供工业化国家需要的农、林、矿产品。在恰帕斯，他们发现了两种最有价值的物产——木材和咖啡。

如果设想从恰帕斯的西北角到东南角划一条斜线，这条线以西是相对繁荣的索科努斯科海岸，肥沃的马德雷山（Sierra　Madre）斜坡以及格里哈尔瓦河谷；这条线以东是中央高地和东部低地，也是印第安人的主要聚居区。由这条虚幻的线分开的两部分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不同的政治和文化历史。

19世纪，恰帕斯东部的主要经济活动是欧洲人经营的木材生意。到19世纪90年代，欧洲木材公司在乌苏马辛塔河（Usumacinta）及其支流流域开采古老的桃花心木和雪松，这是制作家具的极好材料，价值昂贵，历史学家简·德·博斯（Jan　de　Vos）称之为“绿色黄金”。由于这两种树木稀稀落落地散布在整个森林地区，可能一公顷的面积内仅有一两棵成熟的树木，因而木材公司占据了穿越森林的河流两岸的大片土地，他们在河岸搭建临时营地，雇用那些采集树液制作口香糖的印第安人寻找这两种珍贵木材。一棵树木被放倒后，用牛将树干拖到溪流岸边，等河水上涨时将其漂往下游。然后，木材公司将其制作成厚木板，用船运往利物浦或伦敦，拍卖给整个欧洲的家具制造商。一旦一个地区的树木被采伐完毕，木材公司即将营地迁往别处。公司的印第安人劳工由于负债于向他们出售食物和饮料的公司商店，没有人身自由，类似于奴隶状态，也随公司的营地迁移。这种产业，满足了欧洲的需要，但没有给当地留下居民点、道路、铁路或其他建设性的基础设施。

种族之战（2）

相比之下，恰帕斯西部山区咖啡种植园的发展的确对恰帕斯地区经济的增长作出了贡献。这里的种植园是随着19世纪中期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而兴起的。由于美国东西部大陆交通不便，东部的人需乘船绕过南美南端的合恩角进入太平洋沿岸北上，前往加利福尼亚淘金，这条运送淘金者的航线也开辟了将原材料和食品运往北大西洋港口的道路。外国企业家，主要是德国人利用这一突如其来地进入北大西洋市场的途径，前来投资经营咖啡种植园。恰帕斯的索科努斯科海岸马德雷山肥沃的陡峭山坡是种植咖啡的理想场所，于是，这里出现了大的种植园。直到现在，这些咖啡种植园仍提供墨西哥30％的咖啡出口量。

咖啡种植园带动了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格里哈尔瓦河谷的低地向咖啡种植园提供食品和家畜，在19世纪后半期成为商品农业的基地。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这里的农牧场主开始向中央高地的旧寡头集团展开挑战。当时的墨西哥，统治集团的两大派别——保守派和自由派，正为争夺国家政权进行激烈的角逐。保守派主张保留教会和军队特权，自由派主张为促进企业发展没收教会土地。恰帕斯的精英分子也卷入了这场政治漩涡。随着两派的冲突演变为内战，恰帕斯中央高地的精英希望维护他们对高地地区的经济和印第安人劳动力的控制，加入了保守派；而低地的农牧场主觊觎格里哈尔瓦河谷的教会庄园土地，加入了自由派。

1860年，自由派击败了保守派，1861—1867年法国干涉的失败进一步削弱了恰帕斯州中央高地的保守派力量。1863—1864年间保守派曾一度控制州政权，但很快，自由派重新获得了州政权。1869年，自由派将首府自圣克里斯托瓦尔西迁至低地地区的恰帕德库尔索（Chiapa　de　Corzo），不久后又迁往图斯拉古铁雷斯，进一步削弱了中央高地的保守派力量。

两派斗争加剧了印第安人的负担。双方都增加了对印第安人的税收，并强征印第安人充作脚夫和士兵。保守派失败、自由派掌权后，印第安人村庄的官员——“秘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