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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到顺手地按照“写与走资派斗争”的调门，一遍一遍地加码，改写了这部作品。因为要遵照领导关于避开“三项指示为纲”、“三上桃峰”这个“三”字的指示，还把书名《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不管这个作品的修改过程如何曲折，但它是通过我的头脑思考、通过我的手完成的，要由我负全部责任。

所谓“写与走资派斗争”是“四人帮”一个重要阴谋。他们借着这套诡计，为他们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到军队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制造舆论，为他们篡党夺权扫清道路。这股风刮起来的时候，我正在医院。我又一次错把“四人帮”的诡计当成了党中央的号令，唯恐因住医院对文艺问题比较闭塞而落后于“形势”，我就从报刊上几篇论述无产阶级专政论的文章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的“二十三条”、“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以及毛主席当时的新指示开始学起。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知半解，不是系统的而是割裂的来学习，所以辨别不出哪些是真，哪些是伪，哪些是马克思主义，哪些属于坏人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谬论。我兼收并蓄地“学”了一通，又被从医院里叫出来参加一次文化局创评组召开的“写与走资派斗争”的座谈会，听了一些发言，立刻就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其结果，使我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我把《三把火》改成了《百花川》。《三把火》的素材是生活中来的：起用老干部问题来自通县的富各庄、果上山粮下川来自怀柔县蚕坊营；杨国珍这个人物来自密云县新农村的杜常珍等几位同志。到了改《百花川》，就完全按照上边，实际上是按“四人帮”的“要求”和“指示”图解了，违背了毛主席提出的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人物的原则。这也是林彪、“四人帮”颠倒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流毒和表现。我犯的第二个错误是5月里路过南京师范学院时，在一个座谈会上大谈“写与走资派斗争”的“体会”，替“四人帮”扩散了毒素。我这方面的创作和言论不自觉地配合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他们效了劳。十年间，我所走的道路是曲折的，我的检查是初步的，认识是不深刻的，但我已经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一个共产党员，在革命事业的紧要关头，说错一句对革命不利的话，办错一件对革命不利的事，都是罪过，何况我说错了那么多、做错了那么多！我认账、还账、决不赖账。我的心情是随着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加深的过程而加重的。我十二岁成为孤儿，十四岁参加革命活动，十六岁加入党组织，十七岁开始一边识字一边学习写作。是党把我培养成人。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没有党就没有我的一切。犯了错误，我怎能不认错、不改错呢？我是一个自认对党有感情、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但为什么会犯下这样有害于党和革命的错误呢？为什么从懂事起就立志在私生活和在社会上都当个正派人的我，却在人生的途程上留下这样歪斜的脚印呢？这里边有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但关键在于我自己没有很好地改造世界观造成的。第一，是由于我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原理学习得不够，更没有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下过工夫，缺乏辨别路线是非的能力。主要凭着对党感恩的思想、凭着热情工作，这就带来了极大的盲目性。“文化大革命”前，因多年当基层干部和从事新闻工作，养成一种偏重于当时的政策学习和上级说什么就做什么的习惯。“文化大革命”后虽然比较注意政治理论学习了，却赶上林彪、“四人帮”干扰，他们颠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主观主义横行、形而上学泛滥，把我的思想搞乱了。这两点的直接后果是，当上边领导出现了坏人，又跟他们发生了工作关系的时候，就会糊里糊涂地被利用，当了他们的工具。第二，我从小在革命队伍里长大，“娇生惯养”，没有受过大的挫折，看什么都是美好的。学习写作以后，一下子酷爱文学创作，不顾一切地为“创作”而奋斗。这里边既有新生活的鼓舞，有革命事业心，又有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顺利了，有成绩了，就扬扬得意，骄傲自满；有了困难，就急躁悲观；遇到风险，就总想保住写作权利；越有点名气，这个包袱越重，于是就有了怕字，不敢斗争。路线斗争觉悟低和一切围绕着“写作”，实际上是围绕着“我”字转，是我犯了一系列错误的根本内因。

文革：内中滋味难以道明（9）

过去的错了。如今要求我回答的是向党、向人民认错、改错。而最好的认错、改错，是拿出实际行动。我要跟林彪、“四人帮”在思想上彻底划清界限，肃清他们对我的毒害，深入到农村火热的斗争中去，改造世界观。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