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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这个法案的宗旨，是进一步打击集团捐款和超级富豪的力量，增强散户的力量，尤其是

中产阶级的捐款力量。毕竟，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羊毛还需出在羊身上。

自然，“政治平等派”的这个胜利，是对“言论自由派”的一个重大打击。不到一个月，

从美国最大工会

AFL…CIO到共和党议员

McConnell，从基督教联盟到民权联盟，这些昔日

的“敌人”，竟然团结起来，共同把“联邦选举委员会”告上了最高法院，称这个新法案“违

宪”，认为它禁止集团或者个人向其支持的政党

“慷慨解囊”，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践

踏。2003年

12月

3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决，以

5比

4的微弱优势，裁定该法案“合乎宪

法”。可以说，“政治平等派”在一个更高的山头插稳了旗帜。

总的来看，从

70年代开始，美国竞选法案是沿着“政治平等”的方向前进的。虽然那

些走投无路的“软钱”目前还在寻找影响政治的方式（据说目前的逃窜方向是具有党派倾向

的民间团体），虽然“言论自由”派还在为有话不让说而忿忿不平，虽然无论怎么样改革，

富人的选举捐款势必多于穷人，但是选举改革的方向，始终是防止经济上的不平等转换为政

治上的不平等。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里的自由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但是观察美国竞选法案

的变迁，我们发现“资产阶级言论自由”，在选举捐款问题上，实际上是在一个被围追堵截

的过程中。如果民主选举是一场盛宴，正是成千上万个名不见经传的、出于个体利益或者“信

念”而从自个儿腰包里掏钱的“小人物”，自告奋勇地在给它“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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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中小学

中国高校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大跃进”的阶段。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大学招生人数还只有

107万，到

05年已经有

500万左右，不到十年，升学率从

9％上升到

21％。这种“大跃

进”趋势对高等教育本身的贡献有多大不甚清楚，但是它的财政后果却令人堪忧。前一段，

媒体曝光说吉林大学欠贷

30亿，引发许多高校都纷纷出来吐苦水，“倾诉”自己的财政问题。

其实，高校的财政危机是整个社会缺乏“财政问责体制

”的一个表现而已。它与政府给一些效

率低下的国企“有去无回”地砸钱异曲同工，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糟：国企产品质量如何、竞

争力如何，市场还可以检验，教育质量如何检验就要难得多；国企缺乏竞争力还可以通过拍

卖、并转甚至破产等方式重组，高校哪有这么容易重组？如果说公共投资的一个弊端是“财

政软约束

”，那么高校财政体制是这个

“软约束

”问题里最软的环节之一。高校管理层大约也

正是因为看透了这一点，所以才抱定一种“大学请客，政府买单”的态度搞“大跃进”。

高校这种“我请客，你买单”的轻浮态度，正好与政府“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虚荣心一拍即合，

导致了大量公共资源稀里糊涂地流入高校、不明不白地被花掉。一方面，中国的基础教育投

资稀缺，许多孩子们识字的机会都没有；另一方面，我们成天嚷嚷着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

一会儿“211工程”，一会儿“985工程”，钱哗哗地往高校倒。“一流大学”的愿望虽然美好，

但我总觉得有点家里这边还缺米下锅、那边就非要跟邻居比谁家计算机配置更先进的意思。

就在中国这些年忙着“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候，美国近年的一个重头戏却是“建设世界一

流中小学”。

美国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国的中小学教育，似乎是一个连续谱的两个极端。中国的孩子学习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