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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的七月下旬至九月发生了三起独立的事件，在八月的时候弗里尔抓住这些事作为自己引起上级注意的借口。

头两件事是关于酋长的两个妻子逃入纳塔尔，她们后来被他的兄长及儿子们逮获及处死，整个事件被描述如下：

“酋长的一个妾离他而去逃往纳塔尔。她（于1878年7月28日）被酋长之子和他的哥哥在她所躲藏的一个围着栅栏的村落抓住，并押解回祖鲁兰，并在那儿依照祖鲁王国的法律被处决。”

“一个星期之后同一个年轻人（即酋长之子），和他的其他两个兄弟及一个叔叔，以类似方法捕获了的另一个逃亡的妾，以及与她一同逃亡的一名青年男性。这个女人被押送回国，等待死刑的惩罚；她的男伴的所为虽然在祖鲁人眼中同样是犯下应该被处死的不可饶恕的罪行，却由于身处英国领地免收伤害，祖鲁人没有动他一根毫毛。”

第三件事发生在九月，两名男子在图盖拉河靠近中部渡口的一个砂坝突然被拘捕。弗里尔向殖民大臣希克斯比奇爵士描述了这个事件：“史密斯先生，殖民地工程局的一个测量员，当时正在履行检查通往图盖拉道路的职责，在吴士礼爵士几年以前下命令建造的白金汉堡垒附近，由邓顿先生（一个居住在白金汉堡的商人）陪伴，穿过图盖拉走向一个浅滩。

溪流非常低，在祖鲁人那边的河畔之下流淌，但他们一直走在河的这一边，并没有越界，直到他们被15到20个携带武器的祖鲁人包围，并被囚禁，他们的马也被祖鲁人没收，虽然它们也是走在河流靠近纳塔尔的这一边。他们并在一段时间里被粗暴对待及恐吓威胁；虽然最后他们在一位首领的要求下被释放并允许离开。”

这些本身并不足以作为发动一场对祖鲁人入侵的可信依据。

而且，亨利布尔沃爵士自己起初也不认为塞奇瓦约应该对抓捕和杀害那两名妇女负责，很明显那并不是一个政治举措。

“我已经向祖鲁王提出交涉，告知他的臣民在纳塔尔犯下的残暴而令人发指的罪行，要求他按照殖民地的法律，交出政府所要求的罪犯，酋长的两个儿子的帮凶，他二人是这一行人的领头者。”

塞奇瓦约轻描淡写的处理了这次申诉，回答到：“塞奇瓦约十分抱歉，不得不承认带来的消息是真实的，但他恳求我不要主动负起责任鉴于他眼中纳塔尔政府的所作所为，像酋长儿子们的行为他只能归因于一次轻率的举动，男孩们热心于保卫他们父亲的家庭而没有考虑到这样做的后果。塞奇瓦约承认他们应该受到惩罚，而且他派遣了他的一些使者，这些使者都会遵从和他的言论。塞奇瓦约在此声明他的臣民的任何行为都不能使得他抱怨夏卡家族的长辈。”

最初纳塔尔副省长向塞奇瓦约提出的抗议是请求祖鲁人交出罪犯。

这种请求后来被弗里尔转化为一种强硬的要求：“除了祖鲁人可能的普遍期许之外，最对我来说，似乎一支武装力量穿过明显而广为人知的边界线，将两个落难妇女逮捕在英国领土之内，而将她们随意带回国处决，并对纳塔尔警方的抗议投以轻蔑的漠视，是一次对大英帝国领土权的不容忽视的亵渎和践踏，如果不按副省长的要求顺从的进行道歉并赔偿损失，并将两名主犯付诸正义的判决，那么有必要像祖鲁王发出最后的通牒，其后果是终结两个邻国的和平共处。”

在这份急件中最后通牒被第一次提及。弗里尔和布尔沃爵士的深入交谈并广泛交换意见后，决定与祖鲁国王的代表安排一次会谈。这次会谈的表面原因是委员会所下达的关于边界问题的裁决所说明的内容。

实际上，英国人准备趁机向祖鲁王下达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下达时，酋长两个儿子所犯下的罪行以及史密斯和邓顿之被虐待仅仅是理由的一部分，当时还有几个其他论点被提出。

这些理由的其中之一是塞奇瓦约公然违背了1872年在国王加冕礼时对谢普斯通许下的承诺。

这个闹剧般的加冕典礼完全只是为了满足谢普斯通的愿望，对祖鲁人来说毫无意义。

实际上他在几星期前就已经获得加冕，那时他已经被他的祖鲁族长所认可和称赞。

1879年英国人于图盖拉河畔交给塞奇瓦约国王排来的代表至最后通牒包括的条款。

第4条被要求立即服从，第1至3条则要求在20天内达成，也就是12月31日之前（包括这一天）；其余的条款（第5至13条）则被允许再晚10天达成。最短的限期后来被更改了，所有条款都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