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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然后说要继续前进——麦克尔弄丢了神父的电话，现在没法联系他。我对此十分不满，作为小分队的成员，我要求有表决权。伙计们深表歉意，一起盯着我。1∶4没有任何意义，我投了赞成票，但声明以后一定要和我一起商量。想想在蒙古耽误的时间太多了，我也很愿意尽量往前赶。

莫尼卡速度有限，赶路就只有日夜兼程这一条了。好在通过今晚这几个小时的经验来看，西伯利亚的夜车并不恐惧。公路上车流量近乎于零，偶尔对面有车来，大家都会主动熄掉大灯；即使是同向行驶的车辆，接近时也都会主动关闭大灯。而且，永远不必担心有人从路边猛地蹿出来影响行车安全——除了传说中的黑手党。下一站是新西伯利亚，650公里。他们认识那里的另一个神父，可以住他的教堂。至少10个小时的旅行，以莫尼卡的速度。西伯利亚的广袤，使我不必担心一夜的旅行会失去透过车窗了解她的机会。靠着马儿送的雀巢浓缩奶和兴力给的单兵食品，我熬过了饥饿又疲惫的一夜。夏夜短暂。我比大地苏醒得更早。在晨霭中，穿过还在沉睡的克麦罗夫（Kemerovo），城西的公路上，赫然一块周正的路标，莫斯科，还有3300公里！第一次在公路上见到关于莫斯科的信息。

3300公里，是哈密到北京的距离，但在俄罗斯，它意味着莫斯科的直线距离已经不远了！新西伯利亚是个巨大的工业城市，典型的苏联模式。大学里曾经学过苏联布局，新西伯利亚是苏联工业在西伯利亚最大的基地。“一个丑陋的城市。”马钦摇着头。是的，和大多数西伯利亚城市一样丑陋。惟一的亮点，是城里的一些户外广告（以香烟广告居多），发布的形式虽然比较原始，但多富于创意。我们投宿的波兰教堂，离市中心只有几个街区。过去30个小时我一直使用北京时间，抵达时正是北京时间中午1点多，当地时间应该还没到中午。我们还在院子里整理行李的功夫，麦克尔已经换了身干净的衣服，一本正经地去教堂做弥撒——他是个虔诚的教徒。我问坐在台阶上抽烟的尼古拉斯是不是教徒，他点头。“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弥撒？”“我相信上帝，可你知道，”他吐出一串烟圈儿，“我不相信有人比我距离上帝更近、可以指导我。”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虽有大不敬的味道）。我不由得点头，也对这个胖伙伴刮目相看。波兰伙计是第二次在这里落脚，算是宾至如归。他们帮我把行李搬进后面的二层楼里。这儿平时是周围孩子们的课外活动中心，今天星期天，孩子们回家了，我们占用整栋楼房，一个到处贴有孩子们蜡笔绘画的世界。神父来的时候，我们正在一楼的厨房兼大餐厅各自为政做饭吃——一个个筋疲力尽。

我有些拘谨，毕竟我是个外国异教徒。但想想老外到了我们的寺庙，通常都能受到很好的招待，同理我只需照顾好自己——而且谢天谢地，这里没有性别歧视。神父是个和善的人，个子不高，听了西蒙的介绍对我点点头，叮嘱几句刚要走，麦克尔和西蒙一边一个拦住他，手里拿着钱。神父坚辞不受，于是尼古拉斯和马钦也加入进去，叽哩呱啦说着波兰话（这些天我已经熟悉的波兰话的语调），神父推脱不过，才收下。我忙问西蒙该付多少钱——除了各自的汽油钱和特别支出外，我们所有费用都采取AA制。但他摆手说不用，那钱是他们四人捐给教堂的。

北京时间的星期天晚上，是我给《北京青年报》发稿的最后期限。三天前贝加尔湖边给自己放了一天的假，只得现在补齐。伙伴们在楼上蒙头大睡，我则靠不停地在太阳穴上涂抹清凉油保持最低限度的清醒，向读者们控诉蒙俄边境通关的种种烦恼——不过现在看来，那倒是个不错的故事，而且100％真实。尼古拉斯自告奋勇带我去上网，顺便我们还要买些面包、肉蛋、蔬菜和啤酒回来。新西伯利亚街上的网吧不多，莫尼卡带着我们找了几条大街才发现一间写有INTERNET　WINDOWS字样的门脸儿，推门进去，果然是个有六七台电脑的小网吧，网费80卢布1小时。

网吧没有专线，还靠拨号上网。很遗憾，他们不同意让我用笔记本拨号，只能把要发的文件存到软盘里，作为YAHOO邮件的附件发给报社和朋友。信也收到了几十封，可凡是中文的一概乱码，真郁闷。我在进行收发作业的同时，尼古拉斯也在边上给朋友写信，就在他点击CLICK的时候，从网上掉下来了。这一气可非同小可，交了钱出来，他把气全撒在莫尼卡身上，开着车左突右撞，吓得我惊声尖叫。“别怕！”他狠狠地说，“就凭我能在伦敦的交通中幸存，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哪个城市能难倒我，别提是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