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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上有一兄长，下有两个妹妹。父亲特喜欢他。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中思维，不喜运动。体质较弱，且有少年斫丧身体之不良习惯（手淫），后觉影响健康，痛加改之。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六岁时自己不会穿裤子，因背带裤，不会打扣。常晚起。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为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十四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当时他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要好。廖少年老成，勉励大家自学。相互间依年龄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个人谈到兴头上，奔赴酒楼上喝酒吃蟹，以示庆贺。廖福申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警示策勉。于是廖给大家起名：王同学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同学擅体育，起名为“暴”；他自己很勤奋，却自谦名为“惰”；而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觉得很中肯、贴切。梁漱溟当时确实很“傲”，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草率失败。一位王姓的国文先生对他此举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他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装订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另一个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入京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

梁漱溟一生笃信佛学，孜孜思索，探求中国问题、人生问题。正是穷于思索和苦闷，他试图从佛学中找答案。就苦、乐而言，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因此，他就注意观察一些社会现象，如坐轿子与抬轿子的，走路的和坐车的。不再以为坐轿子的就乐，走路的就苦。他悟出：“坐轿子的正为某个难题（欲望）发愁，步行的却悠然自得，并未感到苦。”因此觉得对人生苦乐探求与佛学合拍，他就拼命看佛家书。以至十八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十九岁开始茹素至终生，决意为僧长达九年。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副联语，勉人并自勉。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宴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万一‘中头赏’”何以对天下人！“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志不可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草地上露宿。

趣事（2）

但有时他也“怕”的，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每人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不留蛛丝马迹。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无法结束，让大家扫兴也不好，梁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借剧中人台词并做起身告辞状，说“告辞了——”　（拖长声），他就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文革”中，他以十分幽默而带有不屑的意味向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