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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时他意气已尽，无心再图进取，回来后第3　天，便率司令部渡过乌龙江，撤退到莆田。接着又继续南撤，形势急转直下，十九路军的部队跑的跑，降的降，诞生不足两个月的福建政府就这样迅速地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了。

我来到福州仅一个星期，便亲眼看到这个反蒋政权的灭亡，不胜惋惜。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所以反蒋抗日，无非是为了避免在反共内战中损失自己的力量。他们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并领导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也会更快地发生变化，抗日高潮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在蒋介石猛烈进攻十九路军，福建政府摇摇欲坠，亟需红军支持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却不让红军打击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反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这样就使蒋介石在消灭十九路军后，得以从容驱军南下，继续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致使苏区大部沦丧，中国革命战争濒于绝境。所以说，“左”倾错误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回忆及此，不禁联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当时，我曾经跟随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参予了我党代表团的工作。同样是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抗日势力发动的政变，同样遭到反动的亲日派的武力威胁，也同样产生过动摇。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泽东同志手里，处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面，为了停止反共内战，迫蒋抗日，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粉碎了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日寇进攻的阴谋，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另方面，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要求，当亲日派何应钦廿万大军兵临潼关威逼西安，张、杨表现动 摇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调红军主力开赴蓝田、商南一线，壮其胆而振其气，克服了张、杨的动摇。谈判结束，为了防止亲日派制造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又立即命令部队以一夜140　里的速度撤离了前线。一进，一退，高度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在上述两个方面，防止了“左”倾盲动和右倾的错误，终于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伟大局面。

对待福建事变的政策，是“左”倾错误在革命任务与阶段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产物。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因而对那些可能争取和孤立的中间势力，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并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左”倾错误和其他错误结合一起，就使中国革命遭到空前的损害。而毛泽东同志从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了各阶级的关系，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一整套的英明政策。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上述对待两个事变的政策的对比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论皖东武装磨擦（1940年）

在今年3　月以后，皖东我新四军曾与皖东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武装冲突。事实的经过，外间知其真相者甚少，特略论如下。

我们所说的皖东，是指淮南铁路以东，淮河以南之安徽所属地区，有津浦铁路纵贯其间。淮南津浦两路，均为敌寇所占，如是又将皖东分为津浦路东与路西两个区域。在皖东各县城及所有村曾为敌人占领，受遭敌寇的蹂躏，至今除开定远、含山、和县县城没有敌人，来安、盱眙县城被敌人占领，经我新四军收复以外，其他如凤阳、滁县、全椒、嘉山、合肥、天长、六合、仪征、江浦各县城与各重要据点，现仍为敌人所盘驻。即是说皖东曾为沦陷区，虽经我新四军四、五支队2　年来艰苦作战，虽收复失地，至今皖东的四边及纵贯中心的津浦路，仍有敌人，并且时常出来扫荡我军，烧杀和掠夺人民。

我新四军四支队活动于津浦路西地区，五支队活动于路东地区，并有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活动于无为地区，这是2　年前安徽前廖敌主席正式划归我们新四军驻防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