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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国原先来去自由的制度下，某地如果治理得不好，当地百姓迁出的便会增多。这样一来，当地税收必定减少，如果达不到上面的要求，地方官将被撤换，若他私增税率，那么就算不被情报部查出也很容易激起民变，那么此地的官员下场只会更惨。之后新的地方官将接过前任的烂摊子，而情报部统计司就算之前失职，现在也应该已经修正出更合适的当地税收定额，如果新官员依然达不到要求，或是税收定额制定得还是偏高，那么前面的程序将无限继续下去，直到该地获得较好的治理。世上的人才从来就不缺少，更何况若达不到要求，上面也会降低标准以适应地方上的情况，若当地人口密度降低到即使光kao渔猎也足够满足食物供应，那么除非是白痴或者恶棍当官，治理地方将毫无难度，所以无论赵国官员培养到了什么水准，动态的平衡迟早会出现，而那时就是赵国大治的时候。理论上这种体制是完美无缺的，然而，也仅仅是理论上，因为赵抗只考虑到了人口迁出的情况，却疏漏了人口迁入对当地经济的影响。

这也不能全怪赵抗，因为赵国建立初期到处都是地广人稀，那时人口迁入便意味着劳动力的增加，对当地经济好处很大，而弊端则不怎么明显。而如今赵国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千万（含奴隶和外国侨民），台湾岛上人口尤为稠密，又都局限在南部地区，各种社会问题随之变得严重起来。赵抗这才发现，当某地的人口多到光kao当地及附近市县的支持无法满足食物供应的时候，从经济上来看，继续增加人口已经不划算了。当然，由于某些地方有特定资源，现实中还要考虑到交通便利等因素，实际上没那么简单，但理论上就是这样。

可这样一来，赵抗就有了一个疑问，既然人口的过度增加已经影响到当地的经济，为什么外面的移民还会源源不断地涌入呢？原来，对大多数普通的平民百姓来说，他们是看不长远的，甚至有不少年轻人只要对生活稍有不满就想着挪窝，而他们连要搬去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这大概应该算是赵抗在宣传中长年打压乡土观念带来的副作用了。不过这种极端的情况毕竟不多，但是城市与农村相比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贫富悬殊，不要说在赵国农村已经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虽然只是暂时的，土地兼并迟早会来，这一点赵抗也知道，所以他才一直强调工商业的重要性。），贫富差距比南宋小得多，就算是在南宋的乡村，贫富差距也远不能和城市相比。而那些乡下人首先看到的肯定是城市“朱门酒肉臭”的一面，这一点在他们对原来的生活不满时往往表现得特别极端，而对城市“路有冻死骨”的一面，他们或者是真的没看到，或者是选择性地忽视了，人总是有侥幸心理的。除此以外，在当时城市往往同时也是行政的中心，无论是哪个王朝都几乎肯定会尽力保证城市的繁荣，这些由朝廷和官府承担掉的经济和社会成本也是移民们看不到的，而这些成本毫无疑问将被转嫁到其他地区百姓头上，加重了整个国家的负担。

除了经济上带来的问题以外，各地人口以及外来的移民优先向几个大都市集中，还带来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就业问题。这一点在赵国初年的高速扩张期并没有明显的表现，因为大量的基建需要的青壮劳力是永远不嫌多的，而其后由于赵国推行“先军路线”的缘故，大部分青壮都被安置在军中或是相关行业，使得这一问题被大大延后，但赵抗现在也已经注意到了其中潜伏的危险。赵国即使一直是战国体制，现在这种极度畸形的“先军路线”也不可能无限期地推行下去，而当几十万军人集中退役的时候，哪儿来的那么多工作岗位安置呢？就算这些人以后可以分派到收复的失地上驻守或屯田，随着移民潮的继续，国内也迟早会出问题。工商业固然可以为赵国创造明显高于农业（指广义的农业，含畜牧业、渔业等）的价值，但他们终究得kao农业来养活，所以在当时的生产水平下，合理的城市化比例不可能超过四成，这还是指大部分国土是沿海或其他交通便利地区的情况。而城市里面是无法种地的，那么城市人口过多便意味着将有大批青壮无法找到工作，这便会衍生出很多麻烦甚至是危险。

其实这一问题在北宋时期便已经出现，由于工商业的繁荣，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