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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也难买到。正因为它金贵且名声大，有人甚至打过“克隆”的主意，韩国那个名噪一时的黄禹锡，就曾声称自己“克隆”成功世界上首只克隆阿富汗犬“史卢比”，可惜后来证明，这是科学史上最大的骗局和丑闻之一。

………【解放春晚】………

恐怕全世界找不到一个比ｃｃTV春晚收视率更高的综艺节目，也找不到一个比这台晚会受争议更多的综艺节目了。一方面，央视年年推出高得吓人的满意度调查，另一方面，评论家和观众们的不满之声也一年比一年高涨。对于前者，是年年难办年年要办，对于后者则是年年难看年年还要看，世界虽大，怕也没什么比这种两难死结更难解开的了。

主办方显得很委屈：我们已经很用心、很努力了，为什么观众总是那么挑剔；观众也显得很苦恼：我们的要求一点也不高么，就是大年三十看点儿好节目，仅此而已，为什么这么简单的要求ｃｃTV不但做不到，甚至都不能理解呢？

依笔者看，问题的关键恰在这个“用心”上，不论主办方还是观众，对春晚都太在乎、太着力了。

正因为太着力，主办方才惟恐哪一处考虑不周，把短短四五个小时的节目满满腾腾塞上各种“年货”：从少数民族到海外侨胞，从英模到网络明星，从花腔女高音到地方戏，从传统国粹到港台明星；正因为太着力，他们才如临大敌地把春晚节目筛了又筛，选了又选，惟恐哪怕一处有“异味”的疏漏从自己指缝里溜掉，变成坏了春节这锅饺子的一粒鼠粪。

正因为太着力，观众们才年年失望年年望，一方面明知道春晚这锅大杂烩最多凑合吃饱，别指望有多少盛筵的味道，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挑剔、惦记、盼望，指望烧杂烩的师父能烧出风格、烧出水平。

其实春晚本不应这样沉重的。

最初的春晚不过是文艺界一些人心人士“灵机一动”的即兴之作，一开始非但没有过筛子般的审查、不厌其烦地走台和对口型，豪华的场地、布景、伴舞和精心安排的煽情点，甚至串场词是临时编的，场地就是平常的演播厅，类似寻常单位联欢会的拉歌、猜谜之类把戏也堂皇登场，可大家照样爱看得不行。如果说那是因为当初文化生活贫乏，大家别无选择，何以《宇宙牌香烟》、《乡恋》、《我的中国心》、《主角与配角》这样的经典，至今大家仍百看不厌？

那时候并没有多少特别为春晚编写的歌舞或小品，许多老艺人拿出的是多年压箱底的节目；那时候也没今天那么多纪律、规矩，纯票友刘晓庆可以连唱两首歌，香港来的业余演员张明敏可以连歌四曲，李谷一更曾一晚7首歌，创下春晚“麦霸”纪录；那时也有演砸了的（杂技演员表演顶碗失误，费翔的歌舞摄影机居然跟丢了），但观众并不挑剔，那时也有主持客串（最早的主持姜昆、刘晓庆、马季、王刚等几乎都有客串经历）但观众并不在乎，本来么，春晚就是乐呵，就是联欢，就是办晚会的让老百姓们高兴了，然后老百姓们鼓鼓掌，让办晚会的觉得累得值，也高兴那么几天，就这么简单，就这么轻松。

正因为简单、轻松，才会有那许多简单、轻松却让人觉得兴趣盎然的节目，才会有那么多自发的掌声和真实的笑脸；正因为简单、轻松，才会有那许多贴近生活、针砭时弊，让老百姓觉得亲切、真实、过瘾的小品、相声，才会在不知不觉中让屏内屏外共同度过一个又一个美好的除夕不眠夜。

做节目的如此，看节目的也如此，那时候，晚会似乎没有这么多“说道”——不是民俗，不是文化现象，更不是什么非如何如何不可的要紧物事，它就是个乐儿，是个除夕年夜饭的余兴节目，节目好、不煞风景、看了舒服就行，偶尔有个不如意，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上台也不会每次都出彩不是么？

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春晚被承载了无数的重大意义、重大使命，似乎不搞得沉甸甸的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族、对不起中国人民一般，于是乎煽情点出来了，假观众出现了，人造掌声成了家常便饭，于是乎文艺界主持人悄然让位给根红苗正的ｃｃTV大腕，读电报成了不可或缺的内容，于是不论方针政策、大事小情，这台晚会都得面面俱到，仿佛少了哪一面都如同犯了天大的错误；于是节目审查越来越严，筛了又筛，选了又选，那些“带钩带刺”的就算再喜闻乐见，也会因为“不合适”而与晚会绝缘。其实何必呢？春晚不过是ｃｃTV一年365天无数普通节目中的一个，寻常播出合适、合法的，春晚就合适、就合法，又何须画蛇添足地自己给自己下绊子？

正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