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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蓝色，再将花样装饰一概废去，改成单色平面。这房子改来改去，直至抗战爆发都没能竣工。胜利后虽终于完工，却事过境迁，宋美龄索性把它改建成教堂，每周日和蒋介石同去做礼拜。

钱大钧曾是蒋介石的亲信，当了多年侍从室主任。抗战胜利后，钱出任上海市长。他在上海的官邸极其豪华宽敞，据说汽车进了院子要开15分钟方到住所。有人将此密报蒋介石，蒋听后很反感，钱随即失宠，不久去职。

女作家石评梅离开北大后，住在一个破庙的南屋，人称“荒斋”。经她一布置，这间陋室便显得趣味盎然：花色素雅的窗帘，盆栽的菊花和小梅桩，嵌在镜框里的李清照画像，荣宝斋的诗笺，古玩店的小摆设以及两把藤椅和一套茶具。一切就绪后，石评梅满意地站在屋子中央环顾四周，命其屋名为“梅窠”。后来，高君宇在写给石评梅的信中说：“我们的历史一半写于‘荒斋’。”

郁达夫一度过的是居无定所的生活，因而向往“一间洁净的小小的住宅”。他和王映霞结婚后，住所正对着一片空地。王映霞说：“我每天早晨梳头时，老是望着这块地皮发呆。”她想盖一排小巧玲珑的五开间平房，再给郁达夫盖三间书房。恰巧有人替他们代付1700元买下这块地，最后欠债4000元盖起这个“风雨茅庐”。郁达夫在1935年11月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这一年中，为买地买砖、买石买木而费去的心血，真正可观。”

雅舍是梁实秋抗战期间在重庆北碚的寓所。重庆是山城，雅舍依坡建在半山腰，访客到这里，先要上七八十级土台阶。这还不算什么，更“离谱”的是，客人进屋后，还得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梁实秋说，“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虽说是梁实秋命名的，但他并非雅舍的主人，只是房客之一。雅舍共有六间房，梁实秋居其二。他形容这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雅舍所有，毫无新奇，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是我室。”这最后一句话，至今依然是耐人寻味的。

除了雅舍，梁实秋还品评过一些学者的书房。

如宋春舫的书房——榻木庐，梁实秋认为是他见过的最考究的书房。这书房建在青岛的一个小山头上，与主人寓所并不相连，是单独的一栋楼，“环境清幽，只有鸟语花香，没有尘嚣市扰”。梁实秋描述说：“在这里，所有的图书都是放在玻璃柜里，柜比人高，但不及栋。我记得藏书是以法文戏剧为主。所有的书都是精装，不全是胶硬粗布，有些是真的小牛皮装订，镀金的字在书脊上排着队闪闪发亮。也许这已经超过了书房的标准，接近于藏书楼的性质，因为他还有一册精印的书目，普通的读书人谁也不会把他书房里的图书编目。”

又如周作人在北平八道弯的书房——苦雨斋（后更名苦茶庵），梁实秋写道：“书房占据了里院上房三间，两明一暗。里面一间是知堂老人读书写作之处，偶然也延客品茗，几净窗明，一尘不染。书桌上文房四宝井然有致。外面两间像是书库，约有十个八个书架立在中间，图书中西兼备，日文书数量很大。”说完周家的书房，梁实秋接着发了一句意味深长的感叹：“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再如闻一多的书房，梁实秋评价为“充实、有趣而乱”。“他的书全是中文书，而且几乎全是线装书。”“主人要作考证，东一部西一部的图书便要从书架上取下来参加獭祭的行列了，其结果是短榻上、地板上、唯一的一把木根雕制的太师椅上，全都是书。那把太师椅玲珑帮硬，可以入画，不宜坐人，其实亦不宜堆书，却是他书斋中最惹眼的一个点缀。”

1933年，丰子恺自己设计的缘缘堂建成。五年后，缘缘堂毁于战火，丰子恺对这个乡间住宅有这样一番细致的追述：“正南向三开间，中央铺方大砖，供养弘一法师所书《大智度论·十喻赞》，西室铺地板为书房，陈列书籍数千卷。东室为伙食间，内通平屋三间为厨房、贮藏室及工友的居室。前楼正寝为我与两儿女的卧室，亦有书数千卷。西间为佛堂，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