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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狂热分子。考虑到这些报道的水平之低(更不消说他们对社会议题采取极为反动的立场),被他们斥骂倒也不是那么痛苦,甚至还可以从中得到一种殉教烈士似的正义感。但我并不喜欢那段经验,一想到在亚瑟克雷学院这里可能会旧事重演,就让人难免退避三舍。

最后使我下定决心的原因是,身为性别研究的教师,教导学生以科学方式解析偏见的基因代码、虚伪的客观性以及恶毒的性别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组成了我们众多文化建构的基石),我有伦理职责将自己的知识原则执行在真实人际关系的领域。因为正是在这个领域,那些隐藏的代码才真正造成严重的破坏;或者,就算不谈伦理职责,至少别人要求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不应该拒绝。要是我不相信自己赖以谋生的这份工作植根于现实人生,就等于浪费时间。

当然,我知道,这类委员会的运作如今已成了固定的讽刺题材,在大众戏剧和小说中屡屡可见,但我一旦下定决心加入委员会,便发现自己对这一点并不那么在意。就像路易斯安那那些报纸并不足以让我裹足不前,我认为职责所在的事我还是会去做。到头来,挺身而出、尽一己之力才是最重要的。再过两个月就要举办“性骚扰觉醒周”,会议的前半段都在跟两名学生代表讨论起草计划大纲,包括“还我夜路权”活动、约会强暴讲座、一场言词代码会议等等。

我们投票支持并资助这些计划之后,学生代表离开了,接着讨论的是委员会主席罗杰·弗里曼所称的“敏感问题”。问题出在一名年轻讲师身上,据说他跟好几名学生发生性关系。目前尚无人提出正式申诉,但满天飞的谣言显示这只是迟早的问题。

那名讲师也是英国人,名叫布鲁诺·杰克逊,很清楚校方对这类行为的规定。他和我都参加过学年之初的性骚扰讲座,那是新进教职员一律必须参加的活动。当时,校方律师(也是本委员会的一员)伊莲·乔丹告诉我们必须随时保持警戒、反躬自省,建议我们跟学生(不论异性还是同性)一对一会面时要保持研究室房门大开,并要我们留心书桌周围是否摆放具有暗示性的物品,可能无意间冒犯或伤及敏感的学生。她举了个例子:一名来自澳洲的客座助理教授在身后的黑板上写了“拉美西斯”译注:Ramses,古埃及法老的名字,尤以拉美西斯二世最为著名。一词,这是避孕套商标的名称。有两三个学生因此感到不愉快,以为这是某种澳洲人吃豆腐的方式,一状告上性骚扰委员会。那助理教授非常惊诧,表示这也是一种土耳其香烟的商标名称,有朋友托他在纽约代买,他怕自己忘了,才写在黑板上。校方并未正式责罚他,算是从宽处理,但他次年就没有再拿到合约。“同时请记住,”举完这例子之后伊莲说,“这类事件会在各位的档案资料里留下记录,一辈子跟着你。” 接着她警告我们,在课堂上讨论“性”这个话题有其危险性。“显然你们不可能永远避开,但是请敏感一点。有些学生会觉得尴尬,尤其是如果他们认为教师没必要提起这个话题却说个没完的时候。有很多学生向我们申诉教师总是在诗歌或小说里寻找性爱象征……”

独角人 第2章(2)

布鲁诺·杰克逊就是在这里打断她的话。先前我已注意到,他对于伊莲说的话,大部分的反应都是不加掩饰的惊异和意带讽刺的难以置信,仿佛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但这不太可能,因为他跟我一样,曾在各地任教。我自己七年前从英格兰来到美国之后,便听过许多版本的类似规定,并不惊讶,就像,比方说,飞机起飞前看空姐示范安全须知一样。 “等一下。”他语气充满挑衅的反讽。“你的意思是说,我不可以讨论我教的那些书里的性爱意象?” 伊莲吓了一跳,看着他。她认为自己是我们的盟友,带来关系我们生死存亡的信息,而布鲁诺讲话的口气却把她当成压迫者,这点显然使她难受。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她的视线焦虑地在房内逡巡,寻求支援。“我只是说各位必须敏感一点。” 我用力点头,另外一两个人也照做。

“这些孩子不喜欢教师讲一些让人局促不安的话。”伊莲继续说,“别忘了,他们还很年轻,甚至不到二十岁,有些……”

“原来如此。”布鲁诺说,“所以,举例来说,我这星期正要教简·奥斯汀的《曼斯菲尔德庄园》。书里有一幕是一个女孩的东西掉到沙发靠背里,她伸手到坐垫的缝隙之间摸来摸去地找。整段写得非常含蓄,而在我看来这分明是女性自慰的意象。你是不是说我应该随便带过,不多谈这一点?” 伊莲此时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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