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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系，我从头至尾告诉你们怎么做，假如我走了你还不会，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你们。嗨，谁能料到后来关系恶化成那样啊。苏联叫哈里东诺夫赶快走，因为他是个关键人物，这个人物不赶快走不行啊，催他走。我们谈了三天三夜，最后，还没有谈完，苏联那个飞机就要带他走，我们就把飞机那个腿给弄坏了，把那个轮子弄出了毛病，飞不起来，又延长了一下，还来谈。这个人太好了。那个时候大西瓜可多了，我们一边吃一边谈。他走的时候恋恋不舍，这是一个好人啊。苏联专家、苏联的人民对我们太好了。但是也有坏的，有一个专家最坏，简直是个特务，硬逼着把材料往外运。

1960年7月前，苏联提供的扩散机已全部到货，并基本安装完毕。当时，在这座工厂工作的苏联专家近五十名，负责人就是王成孝上面提到的哈里东诺夫。哈里东诺夫曾经担任过苏联乌拉尔铀浓缩厂总工程师，他对厂长王介福和王中蕃都一再说，如果厂里需要，他做医生的妻子可以到厂里的医院来，为职工看病，不要任何报酬。在这一时期，苏联专家教得实心实意，中方人员学得也尽心尽力，像王成孝就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个能独立进行扩散理论计算的人。但也正因为这样，苏联专家撤走后，王成孝便成了重点保护对象。1960年11月，王成孝外出，因事情紧急，坐了一辆三轮摩托赶路，途中遇到大雾，看不清，又遇到下雪天气，刹不住车，一下撞到停在路旁的一辆大卡车上，把王成孝的鼻梁撞骨折了。事情报到上头，刘杰非常生气，对铀浓缩厂的领导严词训斥，随后便给王成孝配备了警卫人员，加强保护。

刘杰说，王成孝受了伤，他们打电报给部里，我一听，很恼火，对王介福说：把你撞死了还可以有人接替，把王成孝撞死了可怎么办？话说得过火，但反映出当时对如何过技术关确实非常着急的心态。

1958年8月底，包头核燃料元件厂副厂长杨朴找来他手下的蒋述善等三位设计人员，给他们布置了一项任务，要求他们在45天之内拿下生产线的施工设计。

这个命令突如其来，把他们吓得目瞪口呆。蒋述善说，我们三个人过去都没有独立承担过工程设计，手头除了几本初步设计书之外，一无所有。可当时的形势很紧，根本就容不得我们说一声不干，也不能说不会干，你只能硬着头皮把任务承担下来。杨朴给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批示，要尊重苏联同志，但也要破除迷信。我们白天和苏联专家一起做设计，尽量从他们那里多学些东西，晚上才坐下来画图，每天都要干到半夜以后，一直干了两个来月。

设计任务要求整个提前，一开始苏联专家极力反对，认为这是违背协定的，因为协议上说好是三段设计，时间上大概是8个月到一年，现在你们这样随便提出来，根本不可能，也不符合科学规律。杨朴就找专家谈，说现在全国都是这样大跃进，都在要速度，赶进度，我们这样一个单位不这样也不行，从大局来说，是不是先把这个方案接受下来，再跟大使馆和总顾问去商量？专家一看老这么僵着也不是个办法，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做吧。设计过程中日夜加班加点，减少了程序，取消了技术设计，施工图设计当中又简化了图纸，虽然后来在施工过程中老要补充修改，麻烦不断，但元件厂的施工设计最终用48天抢了下来，赢得了时间。因为按照协定，必须先经过初步设计论证，再进行施工设计，原定时间为一年，等设计完成后苏联才提供设备。所以，元件厂施工设计的提前完成，使得中国在双方关系彻底破裂之前拿到了关键设备，保证了生产线的正常运转。

施工设计完成后，接下来更重要的一步是生产技术的掌握。1959年9月，二机部派元件厂杨朴率领蒋述善、计秉贤等14名技术人员紧急赴苏实习。对杨朴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第二次去苏联实习了。上一次去苏联是两年前的秋天。杨朴当时是技术组负责人，以总工程师的身份带队去生活实习，一共去了42个人，有技术人员，也有工人。火车一到莫斯科车站，以前和他们一起搞设计的不少苏联老专家都来欢迎，给他们每人送了一束花。中方每个人也都带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对方。以往大家在一块，逢年过节都要送点礼物，不管是在哪里，感情都是培养出来的。等到后来双方关系渐渐有些紧张了，国内又派了八个人，由洪景荣带队，去6号车间实习，这个厂子是专门生产原子弹弹壳的。但这时苏联方面已经拒绝中国人进入了，等到他们回到国内，苏联专家也撤了，部里面在清查项目的时候，看到有个6号车间，但是，在所有的设计任务书上都没有这个车间，也没有土建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