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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日军强迫她们穿和服、说日语，所以外人还以为她们是日本女子。

……

可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年年养的、政府养的兵呢？

平时成天把“民族大业”、“抗日救国”挂在嘴上的舞阳县长禹升联，遇到日本飞机扔炸弹，立刻就跑不见了，临走时还带走了政府的公款，搞得公务员的薪水和死难者的抚恤金都没有办法支付（1948年，禹升联曾经再度担任舞阳县长）；同样，成天标榜“救国”、动不动就威胁要“处置汉奸”的民团团总关震亚、尚振华，一见到日本人立马就投降了，当上“绥靖一师”的正副师长，自己先做了汉奸。

所以，当王三官被汉奸带着给一个个日本兵敬酒的时候，他终于放声大哭。

酒桌上的人都以为他是喜极而泣，纷纷开怀狂笑，可是，只有王三官自己清楚，他是为了亡国奴而哭。他哭被打死在炕头的新婚妻子是亡国奴，哭被烧死在家里的金豆、铁豆、土豆是亡国奴，哭被刺刀捅死的罗小扁担是亡国奴，哭在慰安所里受侮辱的说日本话的女学生是亡国奴，哭这个没羞没臊的俞大算盘是亡国奴，更哭自己也成了个亡国奴。

实在是被欺负得太狠了。

被外人被自己人欺负得太狠的中国普通老百姓，终于拿起了枪，来保卫自己的国，来保卫自己的家。

于是，没了“好人王三官”，有了大别山根据地“累死也不丢下一个伤员”的模范管理员“王干劲”……

有了抵抗者潘秀辉

有了抵抗者潘晓

有了抵抗者潘命

有了抵抗者潘让

有了抵抗者蒙老拉

……

他们未必是纯粹的军人，有的甚至干脆不是纯粹的好人，他们只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兄。他们拿起枪，没有麦克阿瑟的浪漫和对功名的渴望，只是为了和平而战，为了保护我们的子孙不受欺负，我们的姐妹不受凌辱。

在中国最为贫穷危难的时刻，他们做到了。

在北京木樨地的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宽敞的大厅里，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发色已白，腰板笔直的老人，他们略带迷蒙的目光，常常让我们猜测那背后的故事。

我曾目睹这样一个老人，在留言簿上匆匆挥毫，而后蹒跚而去。

留言簿上墨迹未干的是四个苍劲的大字——“和平万岁”。

我们不喜欢打仗，我们只是为了不受人欺负。

也许，这就是黄晓峰先生这本书的真谛。

写到此处，夜已苍茫，在和平的夜空中，或许可以看到中国老兵们悄然隐去，只留下我们父兄明亮的眼睛，在灿烂的群星之间。

谢谢，和平的守卫者，谢谢，中国老兵

第二章

小时候爱听故事，尤其对打仗的故事感兴趣。那时候左邻右舍的老兵多，有的抗日战争扛过枪，有的解放战争渡过江，有的抗美援朝负过伤，有位同学的父亲还是董存瑞的战友，参加过解放隆化的战斗，于是我们全体小孩一致认为该老头儿错过了大好机会：“真傻，怎么不去帮董存瑞举炸药包？”搞得那同学也十分沮丧，回家责怪老爹没给自己挣面子，却浑没想到如果他爸爸当初真的去抢了董存瑞的光荣，以后就没他们几兄弟什么事了。

小孩子关心打仗，大人们却不大乐意说。即便好不容易开了口，也是才讲了三分钟就把话题从战场转到了学校，“我们解放军打仗靠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所以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老师的话，不许调皮捣蛋……”。哎呀呀！我们只好扭头就跑，一边跑还一边埋怨大人不开窍——要是我们打过仗，一定能当战斗英雄，把奖章挂在胸前，见人就讲自己的事迹，那是多么的威风。

那时候我们真的很盼望打仗。成天惦记着解放台湾、消灭帝国主义、把红旗插遍整个地球，即便是牺牲了也不在乎。

离我们学校三十公里远的小山村里有个红军坟。有段时间，我们每逢清明节的时候都要到烈士墓前献花和宣誓，既接受了革命教育，也相当于搞了一次春游。可突然有一年学校就不让去了，原来那坟墓里不仅埋着红军的遗体，还埋着白军的尸首。事隔多年，墓里的骨头混成了一堆，分不清谁是红的谁是白的，弄得上级领导十分难堪。

但这件事情却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原来敌人也是有坟墓的。”以前在电影里看打仗，解放军一端枪，国民党就被放倒了，等到胜利的时候，战场上干干净净，只瞧见成群的俘虏，死人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闹了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