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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对自我奴性的正视与清醒也许是更为重要的：这才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叛。诗人因此而向世人，也向自己，发出这样的警示：“别让那‘组织性’掩盖了/你的盲目，虚伪和不正，/别让它隐藏了对权力的畏惧/和那些自私自利的目的。/即使在执行组织的决议时/也要保持你说话的权利。”

这里，几乎是一针见血地点破了五十年代中国的时代病症，新的国民劣根性与知识分子的痼疾；但正因为它过于尖锐，为当时的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诗人因此而罹难，整个民族也为拒绝忠告而付出了代价。可以看出，《是时候了》与《我们的歌》的诗论战，发展到这里，已经是相当深入了。

燕园的三个学生刊物（8）

杜嘉真还写了一首《致勇士》，对《是时候了》里所发出的“鞭笞死阳光中的一切黑暗”的号召，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一个“黑暗里/做一个勇士——容易；/光明里/做一个勇士——难”的命题。诗人这样写道：“在光明里的/黑暗/披上了各式各样的/衣衫；/有的握着/党的权杖/窒息着/人性；有的高举着/人道主义的大旗/反党/反人民。/勇士啊，/信心/要百倍坚定。/勇士啊，/眼睛/要格外分明。/既不能把/光明看成黑暗/也不能把/黑暗/当作光明。”

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及时的提醒：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看似光明，实为黑暗”与“看似黑暗，实为光明”的混杂现象，如何识别“真假（光明与黑暗）”，这正是时代向真正的“勇士”提出的一个新的课题。在诗的结尾，诗人对这些新时代的“勇士”的命运作了这样的预言——

我相信

黑暗

会永远存在，

像大地上

永远

会有尘埃。

我相信

勇士

会在斗争中

倒下，

但勇士的精神

将像松柏般

常青。

我相信

勇士

会被历史

湮没，

但勇士会用

生命

鞭笞着社会

前进。杜嘉真的这几首诗：《是时候了》、《组织性和良心——致林昭》、《致勇士》均收入《右派言论汇集》。

或许这正是对1957年燕园发生的这场由《是时候了》引发的用诗的形式展开的思想交锋的最好总结。《是时候了》与《致勇士》这两首政治抒情诗，也许因此而获得了某种史的意义和价值。

（三）　《广场》：推动“社会主义文艺复兴”和

“社会主义民主运动”

6月6日，校园里的一张大字报，又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响。大字报标题是：“救救孩子，《广场》在难产中！”同时公布了《广场》第1期的要目、《发刊词》及一篇题为《北大民主运动纪事》的文章，并征求预订与捐款。全校的目光顿时集中在这个自称“难产”的刊物上，并立刻因对《广场》及其所显示的倾向的不同看法和态度，而引起激烈的论争：赞成或同情，还是反对，几乎成了每一个北大人都不能回避的选择；而且在两天以后即开始的“反右运动”中，当时的不同表态，就几乎决定了每一个人此后的命运。一个学生刊物竟然与上万的北大人的命运发生如此密切的关系，这确实是一个罕见的文化现象，却真实地反映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某些特质。

人们自然要问：《广场》——这是怎样的一个刊物？它是由谁创办的？它的宗旨是什么？它为什么会“难产”，这又预示着怎样的命运？

《广场》的发起人是这样为自己的刊物定位与定性的：“一个面向全国的综合性的同人刊物。”《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原载《广场》，收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页26。这里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同人刊物”的性质。本来，办同人刊物，是新文化运动的传统：从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的《新青年》到三四十年代胡风主持的《七月》、《希望》均是如此。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取消了私营新闻、出版业，所有的报刊都成了党或党所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的机关刊物，如前文所说，即使是校园里的《红楼》这样的学生文艺刊物，也是置于团委与学生会的领导下的。即使是历史上存在过的同人刊物，如《七月》、《希望》，也给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