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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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的亲戚在一○六号开了当铺。不久,又改开“恒昌福面坊”,屋里安装了摇面条的机器,生产挂面,外墙也刷成白色。如此这般,那一排房子变得面目全非。难怪杨淑慧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这才敢说那儿有点像……

董正昌所说的那位姓李的先生,显然是李书城——李汉俊的胞兄。

李书城当年的“官儿”不小。他是孙中山的总统府顾问、国务院参议,租下那两幢房子居住。弟弟李汉俊从日本留学归来,住在哥哥家中。周佛海的《往矣集》中说中共“一大”是在李汉俊家中召开,亦即在李书城家中召开。李家,也就是后来的“恒昌福面坊”——望志路一○六、一○八号,便是中共“一大”会址!一个重大的历史之谜,终于初步弄清了……

第一部分:小引追寻毛泽东 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1

中共上海市委很谨慎,没有马上把兴业路上那一排房子确定为中共“一大”会址。市委派人把兴业路、《新青年》编辑部、博文女校三处拍了照片。

一九五一年五月,中共上海市委派杨重光带着照片专程赴京。

杨重光是这样回忆的:“市委叫我把照片送到北京中南海。到京后,接待我的胡绳同志答应把这些照片呈请中央领导同志看看。“两天后,胡绳告诉我,毛主席和董老(引者注:董老,即董必武。毛泽东和董必武均为中共“一大”代表)都看了照片。他们说:博文女校是‘一大’召开期间代表们住的地方,开会地点是在‘一大’代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的家里。李书城在新中国成立后任农业部长,胡绳要我找他弄清确切的地址。

“我到农业部找到李书城。他说:‘那时我家在法租界望志路一○六、一○八号,现在路名和门牌都改了。’……”这么一来,中共“一大”会址得到了证实。不过,毕竟事关重大,中央又委托李达前往上海,实地看一看。

李达,毛泽东的老朋友,毛泽东总是称他“鹤鸣兄”——他字永锡,号鹤鸣。他是中共“一大”代表,和李汉俊共同筹备中共“一大”,他当然比杨淑慧更加熟悉李汉俊的家。解放后,李达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自一九五○年二月至一九五三年元月)。

李达来到上海兴业路,步入“恒昌福面坊”。他连连点头说:“是在这里,汉俊的家是在这里。”李达的认可,富有权威性。于是,兴业路上那一排石库门房子,被肯定为中共“一大”会址。中共上海市委开始动员“恒昌福面坊”乔迁。“哟,我们住的原来是一块宝地!”“恒昌福面坊”的老板得知内中原委,高高兴兴答应搬走。不过,搬迁总要有个过程,搬迁之后还要修缮。这样,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大庆,作为中共诞生地的兴业路七十六号、七十八号,还挂着“恒昌福面坊”招牌。

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六日,在上海蒲柏路十四号,两位干部模样的人物,正在办理承租私房的手续。这儿是“戴瑞记经租处”——陈老太的账房所在处。那两位租房者,是上海市公共房屋管理处的干部。他们受中共上海市委的委托,向大房东陈老太租下兴业路七十六号和七十八号两幢石库门房子。“今日起租?”账房问。“今日起租。”干部答。“租金四十二点四折实单位。”“好,按月照付。”

双方就这样谈定了租赁手续。所谓“折实单位”是解放初所实行的一种以实物为基础而以货币折算的单位。当时的房租、工资、公债之类都按折实单位计算,为的是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这种制度一直实行到一九五四年底才告结束。在起租时,每折实单位约合人民币旧币五千五百元,即现在人民币五角五分,亦即月租为人民币新币二十三元左右。这样,李汉俊的旧居,被中共上海市委租了下来。

二十来天之后——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中共上海市委发出通知:把兴业路上的中共“一大”会址、老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编辑部和博文女校,都辟为革命纪念馆。为此,成立了管理委员会,由夏衍牵头,担任主任,委员有恽逸群、陈虞孙、方行、沈之瑜、杨重光。管理委员会负责这三处革命纪念馆的修复、整理以及筹备建馆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周而复、叶以群为管理委员。

在这个管理委员成立后的两个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兴业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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