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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李汉俊，济南是谁记不清了（即王尽美和邓恩铭）。丁默村虽然不是代表，却是C。Y。（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分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其实鹿儿岛方面，没有一个人参加，东京只有一个施存统。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两人。第三国际，加派了马令（现通译为马林）来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马令和吴庭斯基（应为尼柯尔斯基）也出席。……”

在周佛海的这一段记述中，提出两个地点：

代表的住宿地是“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

开会的所在是“贝勒路李汉俊家”。

这么一来，寻觅的范围一下子从偌大的法租界，缩小到贝勒路及其附近。

不过，这缩小了的范围仍不小。贝勒路北起延安东路，南至徐家汇路，马路两侧有两千多座房子，何况李汉俊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在汉口遇害，原屋早已易主。

贝勒路处于法租界之中。一九○六年，法租界工部局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贝勒的名字给这条马路命名。那时是一条荒僻的路，路边稀稀拉拉立着几十幢低矮的平房，马路南段两侧是一大片农田。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汪伪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与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重光葵在南京签署了《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从这年八月一日起，上海撤销了租界，贝勒路也随之改名，以湖北省黄陂县县名命名，改称“黄陂南路”——援引上海路名惯例，通常以省名命名南北走向的马路，以县、市名命名东西走向的马路。因省名有限，用于命名南北走向的主要马路；贝勒路虽南北走向，但不是交通要道，故以县名命名（有关贝勒路的沿革史料，系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刘方鼎及上海卢湾区地名办公室陈法清向笔者提供）。

就在沈之瑜花了一个夜晚的时间读毕周佛海的《往矣集》之后，便急于想见到周佛海之妻，以便着手寻觅中共“一大”会址。

隔了一天，当沈之瑜刚在军管会办公室坐定，大门口警卫室便打来电话，说是一位姓杨的女人求见。

“哦，她来了！”沈之瑜一边朝大门口疾步走去，一边暗暗佩服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工作的高效率。

果真是周佛海之妻。她自我介绍说：“我是杨淑慧。市公安局扬局长要我来找您。”她说话不紧不慢，每一个字都讲得很清楚。

“你好……”在部队里说惯了“同志”的沈之瑜，这时不得不改用拗口的称呼，“周太太！”“沈同志。”在办公室坐定之后，杨淑慧徐徐说道，“李汉俊先生的家，我去过几次，印象不很深了。不过，当年的陈独秀先生的家，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我在那里住过，记得很清楚，能不能先去找那个地方？”

“行，行。”沈之瑜答应道，“陈独秀的家在哪里？”

“我记得，在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二号。”杨淑慧一口气说了出来。

“环龙路，也就是现在的南昌路。”沈之瑜对上海的马路十分熟悉。

那时，除了首长，一般人都没有小轿车，没有吉普车，沈之瑜、杨重光和杨淑慧在南昌路上步行着。

头一回出师告捷。因为南昌路基本上保持当年的模样，南昌路四十七号原是一所法国学校，外貌也依然如故，杨淑慧一眼就认出来——老渔阳里正是在它对面，如今的南昌路一百弄。弄堂里，一排排石库门的房子，犹如从同一个模子里浇出来的。这样的房子，都是一楼一底，一个小天井，天井四周是高墙，墙正中是一扇黑漆大门。一幢房子，有七八十平方米，给一家人住正好。独门出入，与邻无干。解放前，上海曾大批地建造了这样的石库门房子。

杨淑慧步入弄堂，找到了二号。她对沈之瑜和杨重光说：“一九二一年，在召开中共‘一大’的时候，陈独秀不在海，而在广州。他的夫人高君曼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座楼的楼上。开会期间，李达和夫人王会悟也住在这里（据王会悟回忆，她与李达在一九二○年下半年于此举行婚礼后，一直住到中共“一大”召开）。我和周佛海结婚以后，也曾经住过这里的亭子间，所以印象很深。”

杨淑慧面对这幢熟悉的房子，心中勾起无限往事。此时，她仿佛回到当年的情境，带着沈之瑜、杨重光绕着房子走了一圈，像一位道地的解说员一般说道：“这房子两上两下。从大门一进来是客堂间——陈独秀的会客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