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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是，在五十多岁时我和瓦努娜也接受了独身状态。我们过去都有过和谐的Xing爱，不喜欢随意地发生性关系。我们过着充实的生活，而不愿意勉强自己迁就别人。而朱丽叶可不想一个人独身，她认为自己性欲旺盛，觉得女同性恋很难满足自己的性需求。朱丽叶解释说：“性对我来说不像别的女性那样有太多的包袱，我不反对随意的性行为。但接受这种观点的部分女同性恋团体趋于年轻化。”

我们知道，朱丽叶同伊丽莎白分手主要是因为她想要更多的性激｜情。虽然她不反对随意的性行为，但她更喜欢在一个同居关系、家庭的环境下有“激｜情伴侣”。她想要再次度过早年经历的同性恋生活，那是她早期婚姻中理想的日子。我们在下一部分考察了她的婚姻为什么行不通。2003年春天我最后一次采访她的前一年，由朋友安排介绍了一个女同志，这个朋友知道朱丽叶和那位女性都不会对“严肃关系”感兴趣，两个人都想要的是床上床下的乐趣而已。结果她们的确很有乐趣，并开始了一种婚恋关系。

从支持结构到意识改变（1）

虽然单身女性经常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新单身女性所需的必要因素，但有了这些并不意味着一个单身女性会自动地接受、满意自己的单身状态。只有我们四个人在四十五六岁快到60岁期间经历了幻想破灭的过程，我们才真正接受单身生活，并承认它是一件好事。

对于瓦努娜，她的第二任丈夫的去世是一个转折点。1994年瓦努娜49岁，她的丈夫去世有几年了，她是我首次采访时很少几个没有去找伴侣的女性之一。她说：

现在同孩子和孙子们在一起，我的生活很充实，他们都住在我附近。我也想找一个，但我认为那只是因为我所受的一夫一妻制的教育的结果，我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这样做。或许到了那个时候我的期望已经改变。我并不想找仅仅为了让他围绕在我身边的一个男人。如果他是令人讨厌的家伙，我宁可没有他。我可不想一开始就要做出许多让步。我也不想去按他的安排去做事。我需要明智的鼓励以及其他方面的鼓励。我不知道是否可能在一个人身上会发现所有这些。现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真正担心的就是我自己。

2003年初我读起这些话，回想起那时的瓦努娜，一晃已经8年多了。她还是单身，还是坚持同样的认识。她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支持结构——尤其是她拥有自己的家，让她满意的律师工作，朋友补充了牢固的家族网络——这一切为她满意的单身生活奠定了基础。

对我来说，成为我人生转折点的是集体家庭的破裂。我吃惊地发现我喜欢在自己的家中同儿子在一起。作为一个单身母亲我已经安于这种令我满意的生活，周围有支持我的朋友圈和松散的社团，我又同父母、外甥、侄儿等恢复了联系，还有我喜欢的教学工作以及建立了一个女性研究的项目。这一切安顿下来之后的3年，我决定去找会成为好丈夫的以前的男友。在我寻找心灵伴侣期间我拒绝了他，我是不是犯了个大错误？

我正要去中西部，一方面给我的父母庆祝结婚50周年，另一方面也为了崔姆博格大家族的重新团聚。因为要从他住的城市路过，我事先给他打电话并约好和他见面。那时我的两个修女姨妈带着我7岁的儿子去了自然历史博物馆，我和拉里在咖啡馆见面。他已经娶了另一个律师为妻，她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为他的股东，他们一起抚养她前一个婚姻的孩子。多年来拉里在州立法机构供职，作为民主党员在共和党选区重新参选了许多次。他在过着自己在30岁出头时憧憬的生活，他一定会是个好丈夫，但是我认识到我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当告诉他我与之不同的生活时，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真的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我已经创造了适合我的单身生活。我拥有一个家，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住在大学城里，却与我母亲的生活完全不同。40岁时单身的我收养了一个孩子。在追求全职事业的同时还抚养一个混血男孩，这并不意味着我在重复母亲的生活。就像我的父亲，我是一名教授，但我是从事女性研究的教授。放荡不羁的文化人混合在城市郊区，也在改变着它。第一次，我预见到这可能就是我永久的生活方式。

在快到60岁的时候，吉莉安找到了似乎合适的伴侣，后来却意识到那不是她想要的，她这才开始接受自己的单身生活。1994年，吉莉安想要一种“美好的、深刻的、一对一的关系”。她责备自己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找伴侣。“我希望我将找到一个长期的、深爱着的伴侣，”她说。“但是眼下的情况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