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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机器，他靠粗估，一些主要的物理量他自己通过粗估计算，就掌握了。所以，他能大致知道你们算的对不对。

彭桓武的粗估方法，就是首先要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解决了，再讨论次要矛盾。这个矛盾的次要方面有什么影响，再做个大致的估计，这样就势如破竹，很快进行下去了。胡思得说，我们那时大学刚毕业，经常看到这些专家互相争来争去，有时候争得面红耳赤。黄祖洽同志有一次和我去散步，他当然是高一辈的了。我随便跟他讲起白天专家们争论，他们知识很渊博，看问题很深刻。黄祖洽说，你不能光看到他们学术水平的渊博，你得看到他们那些思维方法。如果你能把这些优点都学到，你就成为了不起的科学家了。他跟我讲，彭公彭先生有个著名的公式，如果有个分子分母，分子是三，分母是零，就可以得无穷大。这是什么意思呢？问题很繁杂，好多个因素，你总要抓住主要的东西。他就把两个因素进行比较，甲比乙，如果乙比较小，小的可以看成零，那不就等于无穷大了嘛。这两个东西，如果甲比乙是等于三的话，也就是说甲的影响比乙的影响大三倍的话，你就可以把乙看成零，暂时不要考虑它，你集中精力先把甲处理好，甲处理好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继续研究乙的影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刚开始我们都不会搞原子弹，那时候到处都是问题。比如计算到那里发现不对了，不对以后，后面就没法干下去了。因为你怎么知道你现在算的是对的？如果不对，从现在开始就不对，那再往下算，肯定就不对了。所以我们就想有什么问题，大家来讨论。当时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　程开甲这四大巨头都已经来了，再加上邓稼先、何祚庥、黄祖洽，应该说全国一些著名的物理学家，都集中到我们这儿，大家来攻克这个东西。每个人都从自己所熟悉的业务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怎么会差出来啊？为什么别的都对，到最后就不对了？我们更多的总是自己来找原因，因为我们过去不会，总怀疑自己错了，想办法做各种各样的改进，这样先后搞了九次。比如今天有同志提出来，你有一个数没考虑进去，好，就把它考虑进去，算完差不多。大家议论纷纷，在这过程中院里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风气，刚毕业的大学生，可以和那些权威平起平坐，因为第一手材料在我们这儿，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19。龙头舞起来了（3）

那个时候风气比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问题都是新的，不论领导还是群众，大家都没有条条框框的限制，不是说哪个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他是权威得听他的。竺家亨说，专家和领导们都特别忙，像朱光亚有时还要忙家务，洗衣服做饭，有时我们去他家，他出来和我们握手时手还是湿的，有些不好意思。老邓当时也一再强调，要平等讨论。我们的专家像周光召、黄祖洽等人，调来之前就已有名气，而且各有各的脾气。像黄祖洽脾气就特别大，有一次一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去向他请教，他指着人家说，这个问题你还来问我吗？你要是我儿子，我两巴掌扇你一边去。而老邓他就能把他们都磨合起来，一起齐心协力攻关。当时大家对这些问题都不清楚，我们搞计算的有具体计算的实际经验，领导因为业务基础比较好，根据我们的计算，他们有分析判断的能力，这个时候就强调在学术讨论会上，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么多次计算，是因为每遇到一个问题就要搞懂弄通。比如那个数据问题，就费了很大劲，后来周光召看了我们的结果，提出来一个最大功的原理。他意思是说，你一共装了多少炸药，这些炸药能量全部放出来，而且是根据它哪些部分要往外分散，哪些部分可以往里用，把最大的可以利用的能量，形成爆轰波往里传。经过分析计算，得到的结果是根本不可能达到苏联专家说的那个数据。这样大家就没有话说了，因为你把所有的炸药都用上，你还达不到，那你说这个数据对吗？老周他很有个性的。科研的东西他抓得很牢，当时是60年代初，政治活动很多，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劳动什么的，周光召有时就要发火。他说不行，我们的工作时间都被占了。比方说要组织歌咏比赛，大家晚上老去唱歌，有时他把大家集中起来，有时就下命令不许去唱歌，他很果断。后来“文化大革命”给人家贴大字报，说周光召冲击政治。当时政治部门有的人对他很反感，因为好多政治活动要开展他就阻拦。他说不能那么做，我们的时间都给你挤掉了。

32岁的周光召运用大学里面谁都学过的热力学知识，从第一原理出发，用不等式论证出苏联专家的一个数据是错的。不久，中国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