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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里头呆了下来。晚上我们出动人去找也找不着，第二天早晨才把她接回来。还有一次，一个队员沿着沟里走，跑路线正好跑到树阴下，一下子碰到了熊，遭遇上了。我们那时规定，发现有特别情况就吹哨子。每个人有一个口哨。可队员这一吹哨子，把这头熊惊了，它一蹿上来就两扒拉，把这个队员给扒拉到地上，还用舌头舔了脸。最后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以后这个同志也就不找矿了，现在人还在呢。这张脸我见过，，眼睛没有瞎，因为他紧闭着眼睛，但这一舔啊，把眼皮都给舔坏了，右边额上撕去一大块皮，长了新肉以后这半边脸都变形了。

到了11月份，天气已经很冷，勘察队上到帕米尔高原，发现了巴斯布拉克矿点。当时的一位找矿员叫马振海，他沿着布置的路线一个点一个点地测，慢慢发现仪器上的反应高起来了。马振海兴奋起来，又在左右逐步探测，最后圈出了一个异常矿化点，规模有一两米厚，二十来米长。继续往前追溯，还有一些异常点。回来以后一报告，苏联专家很重视，马上组织测量，沿着马振海发现的测点走向，再向两边追溯，最终找出了一条矿带。

这时已经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了。有些人建议明年再来继续工作，苏联专家说不行，因为这个矿带类型很好，应该继续把它搞清楚，至少要再追溯五六十公里，看看这个区域究竟怎么样。勘察人员便在冰天雪地下继续测图、探测，搞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北京的领导和专家还都赶到那儿去看，第二年又很快开始组织分队上去，进行更细的研究勘探。这里连平地都有三千多米的海拔，空气稀薄，活动困难，人就住在帐篷里。有个从北京跟着领导一块去看点的人，没有经验，上厕所跑得太快，一下就晕倒了。后来队员们上了点以后，因为没有那么多帐篷，便都挖了地窝子，里面能睡一个人，上面挡挡风雨。

8。我们被“包围”了（3）

来华工作的苏联铀矿地质专家，最多的时候有四百多人，在新疆的专家有一百多人。曾卓荣说，苏联专家来华工作，从1955年到1956年这第一个阶段叫中苏合营，两家合伙干，找到矿以后呢，给他提供矿石，他给我们提供设备、技术和专家。1956年到1960年这一段，是我们为主，他是顾问，继续帮助我们找，所以对中苏双方来说，等于给自己干一样，热情非常高。专家来华也是经过挑选的，所以总的来讲苏联专家的表现都很不错。他们也是形形色色，各有各的特点，有时遇到困难和危险，也特别有意思。比如说我们上昆仑山，先坐汽车，接着再骑马，到昆仑山的脚下要走两天。我们骑的马，后面放行李，人腿叉开，踩不到镫子，骑一天下来，下了马就动不得了，只能就地在那里卧倒。有一次，我们发现库尔勒的一个点上有铀矿化现象，七八个苏联专家，加上我和翻译、保卫，再加上嘎斯63车的司机一共是12个人。本来照我们意思是要走保险的那个路，过去我们小队的车，常来往的。可是我们这个专家头头坚持要走直道，说那条路线太远，三百多公里要走一天。我从图上一看，虽然只有一百多公里，但要走塔里木盆地和天山的接合部，原来曾经标过有这么一条路，可是并没有把握啊。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带了一天的干粮，一大桶油就出发了。这一走，进入接合部的时候，发现流水冲得那个沟像搓板一样，汽车在搓板上开不动，一小时才能走出五六公里。可苏联专家爱冒险，还是要往前走，他就不听你的，结果走到天黑了，只走出六十多公里，还有百八十公里呢，怎么办？没有帐篷，干粮已经吃完了，只能呆在一个小河沟子旁边熬夜，好在一米多深两米多宽的河沟里有鱼，我用手电一照，鱼都来了，一下子弄上几十条来，用火烤着，吃得还蛮香。

第二天继续走。

下午，油烧完了，我们顿时陷入了绝境。苏联专家出来时带了双筒猎枪，绝望之中，就把在乌鲁木齐买的新礼帽丢到空中开枪打，叭，把皮夹克也扔起来用枪打。曾卓荣说，我们一看这也不是个事啊，所以我跟警卫和司机商量，让警卫自己带着枪，告诉他地形图，叫他沿着这个方向爬过去，大概十多公里就可以找到我们驻地。我说，你爬也要爬到。他走后，我们在那个地方就呆着了。最后我试着在周围找找看有没有老百姓，正好有两户人家，从那里买了一些鸡蛋回来，新疆那时候鸡蛋很便宜的，一块钱可以买五六十个。我买了两块钱的鸡蛋，煮熟了蘸盐巴吃。苏联专家平常吃一个就够了，那天有吃四个的，有吃五个的。我们年轻，吃得更多，我就吃了二十来个，吃了以后还得等啊。

凌晨大约四点多钟，警卫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