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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姆斯教授指示，把比尔列为器官等候名单中的最优先级——“Ⅳ”级，这意味着48小时内必须获得器官，否则病人将不治。

深夜，我接到拉什移植中心器官协调员的电话，佛罗里达有器官。队伍在医院门口集合，冰桶、保存液、活检枪堆进了后备箱，队伍一行4人奔向芝加哥“中途机场”（Midway）。协调员在路上向我们汇报供体情况，我查看了脑死亡记录。20分钟后，我们踏上了小喷气式飞机，飞向南方。

早晨，我们带着装有肝脏及肾脏的冰桶飞回芝加哥。我换上手术衣，将器官仔细修好，送上手术台，协助威廉姆斯教授切除严重硬化的病肝，将健康的肝脏及肾脏移入比尔体内。

比尔苏醒了，移植的肝肾都很好地工作着。当得知我是参与全过程的中国医生，他无比高兴。他告诉我，1972年他曾作为尼克松总统的年轻助手第一次到中国，之后，他促成了广东省第一条高速公路的融资。他感谢我和威廉姆斯授救了他的命。

两个月后，他请我和威廉姆斯教授到他芝加哥市中心豪华的家里吃饭，他把整个法国餐馆都搬来了。他满脸是毛，胸毛从衬衣的纽扣间溢出，显然是控制排异反应的药“环孢素”及激素的副作用造成的，像个猩猩。他侃侃而谈，对身体恢复的状况非常满意，他提出加入我和威廉姆斯教授成立不久的欣凯公司，愿意到中国出差。我觉得好笑，一个终末期病人，还不好好在家休息，我们未置可否。

术后，比尔从政府部门退休，创建了一个咨询公司，自任总裁，并担任多家跨国公司的董事。他常同美国议员聚会，还陪同芝加哥市长戴利来中国访问。他时常打电话给我，问问工作，感谢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

2006年初，比尔太太找到我，她告诉我比尔的肾脏坏掉了，是免疫抑制剂的毒性造成的，已开始透析了。在加州，要等5年才有希望得到供肾，她要我再帮比尔一次。终于，天津的沈中阳教授为比尔换了肾，比尔对武警总院肾内科张主任的透析及沈主任的手术赞不绝口。

他身上带着两个自己的坏肾、一个美国坏肾、一个中国的好肾及依然工作的移植肝回到了美国。一天，他邀请我到他的海边别墅做客，同邀了几位金融界好友，共同探讨中国的高速发展及机遇，比尔约我下次上海再见。看着这位60岁的“健康”年轻人，意气风发，我无言以对。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多么可敬的生活态度。他的精神比我们更健康。今天，他就在浦东，不是来治病，而是来开拓事业的。

一对美国夫妇的生活态度（2）

今天早晨8点，比尔的电话又来了，我很兴奋地告诉他，一篇关于他在移植术后与疾病作斗争、与疾病共生存、藐视疾病的博客文章被选登在新浪首页，引起了很大反响，两天内有2000多次点击，并有许多网友发出感慨。他显然对“新浪”的名字很熟悉，听了很兴奋，请求我把文章给他，他愿意同中国的网友们，特别是移植病人们分享与疾病共生存的感想，讲述实现社会价值的心路历程。

“晚上我们拍个合影，我放到博客上。”我说。他回答：“OK，但是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帮帮伊丽莎白，她病了。”

原来，比尔的太太伊丽莎白昨天从印度飞上海，参加世界食品峰会，在飞机上，她突然感觉眼前出现“瀑布”样景象，随后，左眼就看不见东西了。两年前，她的右眼也发生同样的情况，急诊检查诊断为“视网膜脱落”，后接受了激光手术，医生命令她卧床两星期。经验告诉伊丽莎白，左眼的视网膜也脱落了。比尔委托我为伊丽莎白找一个好的眼科激光手术医生。

我明白，时间对手术的成功很重要，我迅速同好友小崔联系，因为小崔是上海《新闻晨报》健康版的主笔，她对上海医务界有深入的了解。一通电话之后，小崖决定向我推荐在视网膜疾病方面最有专长的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眼科，因蔡主任还在手术台上，约定中午1点把病人带过去。

我心里的不安平静了许多，马上拨通浦东香格里拉比尔的房间，让伊丽莎白迅速准备，我派司机接她去市一眼科。

伊丽莎白并没有兴奋，反复问我医院的位置，当得知要过江，交通很阻塞，她显然犹豫了。她告诉我，今天下午2点，她有一个主题发言，她不能推，这对她及大家都很重要，尽管她明白她的眼睛更重要。她要我把时间推到下午5点以后，或是明天。

我再次给蔡主任打电话，改了时间。蔡主任临挂电话时嘱咐道，让病人不要活动，最好平躺。我说我会转达，但我知道伊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