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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我心里,最高的荣誉莫过于病人的笑容和肯定的眼神。

你会好起来

作为一名临床住院医师,在多年的临床工作中,经我治疗的病人有康复出院者,也有生命远行者,但其中有位患者却让我始终不能忘怀。他对疾病的态度,对医生的信赖,以及对生命的渴求让我充满敬意。

他是一位下岗工人,年近五十的他为贴补家用,在一家气站给居民送煤气。“十一”长假的一天上午,他突发脑出血,摔倒在路边,由路人拨打120送入我院。患者当时病情危急,从头颅CT分析来看,出血量和出血部位的情况不容乐观。可能事发突然,他的妻子当时按捺不住自己的悲伤,失声痛哭起来。我是他的主治医师,在为其做进一步检查时,患者突然用含糊不清的语言问我:“大……夫……我的病是不是很重?”

“你没有太大问题,会很快好起来的。”说这话时,我感到我的心一阵阵发紧,这也仅仅是一句脱口而出的安慰,但是他却对这句话抱着极大的希望。他用眼神告诉我他相信我,他反而安慰他的妻子不要难过。事后他告诉我,他比任何人都痛苦,他害怕再也站不起来,怕这个家就此垮掉,他要好好地活着,好好地支撑着这个家。面对着这样一个病人,我的心里有种别样的感受。“你会很快好起来”,多么寻常简单的话语,它不仅是在安慰病人,它同时也在告诫每位医生,不能轻易放弃。

接下来的治疗,我们是在一种和谐的医患互动中进行的,这对患者病情的好转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神经内科医生对发病初期患者的治疗同康复期的治疗一样重视,因为这决定着患者日后的生存质量。此时由于病人脑出血,左下肢外展,我要求家属配合,随时保持左下肢功能位。他的妻子即便在他夜间熟睡时也要矫正其脚的位置。这样细微的护理,使得他日后下肢恢复到接近正常人的水平。随着治疗的进展,他的病情逐渐趋于平稳。精神好的时候,他还鼓励其他病友积极配合治疗,给病友们讲笑话,还相互比赛看谁能先站起来。他的这些举动使ICU室一改往日紧张的气氛,我也时常被他乐观的精神所感染。

一个清朗的早晨,阳光透过玻璃,暖暖地洒在病房内。我去查房时,他的妻子正坐在床边梳头,他躺在床上用右手一根一根地捡拾落在妻子双肩上的头发。在那一刻我突然体会到什么叫大爱无言。医院是一个最能体验人生悲欢离合的地方,作为一名医生,有时面对死亡,我们无能为力,在生命面前我们只有敬畏,而爱是我们唯一的希望。生命就像是一种回声:你送出去什么,它就送回来什么;你给予什么,就得到什么。

一个月后,患者再次复查头颅CT,脑出血竟吸收了一大半。这个结果让我们全科室的医护人员都兴奋不已,而患者本人也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下床活动了。每天清晨我们都能看到两个相互搀扶的身影在病室廊道内缓缓移动。也正是这对平凡质朴,相依相伴的夫妻,让我找到生活中自己的位置。我曾经无比羡慕那些能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学者;敬佩那些能在多个专业领域表现出类拔萃的技术精英。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职业的特殊性,我渐渐懂得了生命的限度,也懂得了一个人能力的限度。因此,我极为敬慕那些明白生命随时都会终止,但仍然顽强生活的人。

患者出院的时候,握着我们的手不停地道谢。他感谢扶贫医院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感谢医护人员对他的精心治疗与护理。其实我应该感谢他们,他们让我更加明确作为一名医生应怀有执着与慈悲之心。

晋代杨泉《医论》中说:“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纯良,不可信也。”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有朋自远方来

我和先生共同的朋友——小薛要来了。他长着两道剑眉,是个英俊、威武的东北小伙子。他是先生高中时的同桌,也是我的邻桌,是先生学生时代最好的朋友。

高中毕业后,小薛去了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读工科;我则来到上海,在医学院里,开始为实现白衣战士的梦想而努力。

大三那年,我正在学习骨科疾病,先生突然告诉我,说小薛腿上长了个肿瘤。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只要不是骨肉瘤就行。”可是现实很残酷,他就是得了这个让所有骨科医生闻之色变的“骨肉瘤”。

我像疯了一样去找我的老师、专家,四处询问保肢手术的可行性。

我的打听还没有结果时,他就因为病理性骨折失去了那条腿,知道这个消息,我和先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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