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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着说“我不想死，我要活”的时候，我们血透室的所有医护人员都被震撼了，我们无言以对，心存悲戚，更多的却是无奈。

菊花是一位农村妇女，家住乡下，每次来做血透要先坐车再渡船。刚开始透析还算正规，也有父亲或老公陪同，很快她来的次数就少了，也不再有家人陪伴。可以想象，昂贵的透析费用对一个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她的境况，原已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大约半年以后，她就只能在借到钱的时候才来，通常是一周或十天才来做一次血透，每次来总是全身浮肿，胸闷气促，脸色蜡黄。每次作完血透她都感觉特别累（每次都要超滤很多，有时要脱水五公斤以上），但会轻松许多，呼吸往往也变得顺畅了。所以尽管她的家人早已弃之不管，她还是东拼西凑地借钱来血透。到最后，再也借不到钱了，她就先来血透，下次来血透时再来交上次的费用。即使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就只能欠费了。终于当她又一次全身浮肿、气喘吁吁地来到我们的血透室，要求透析的时候，我们拒绝了。于是就出现了刚才描述的一幕。这一幕发生在十多年以前，却永远定格在了我的记忆里。

我知道，这样的事，在中国的尿毒症患者中并不是个别现象。中国有很多很多尿毒症患者，却只有很少很少的患者可以接受肾脏替代治疗。原因有很多，但作为医生，我们却只能表示无能为力。这是怎样的悲哀和痛苦？！

“医生，嘉美五十五公斤”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但她的模样一直在我的记忆里。十多年过去了，她的言行容貌却依然清晰如昨。嘉美是她的男朋友，他的姓名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当年的举止以及他和她的故事，我也清楚地记得。他只是我的一个病人而已，为什么惟独他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里？也许是因为他和她的故事吧。十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听到有病人告诉我体重多少时，我还时不时想起她，耳边仿佛又听到她柔美而清晰的话语：“医生，嘉美五十五公斤。”

还是一个尿毒症患者的故事，这个故事因为加入了一位漂亮善良的女孩，而增添了几分凄楚的美丽。

嘉美的家在一个海岛上，父亲是渔民，家境在当地算是比较殷实的那种。嘉美身材修长，五官清秀，尽管出生在海岛，但也许是从小读书的缘故，长得不像海边的孩子，倒像城里人，很有几分儒雅气质。那时候他正在省城一所著名的大学念书，是一位在校大学生。而她是典型的江南女子长相，不能说十分漂亮，却是那种柔美秀气的模样，给人感觉是比较内向文静的女孩。不知道她的身世、她的工作，只知道她是他的同乡，他们在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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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曾对我说（2）

如果不是病魔悄悄侵占了嘉美原本健康的躯体，这该是一个有着美好未来的爱情故事。就在那一年，嘉美被查出患了慢性尿毒症，这对两位年轻人来说不啻是晴天霹雳！在经历了最初的怀疑、恐惧、焦虑、痛苦等煎熬后，两位年轻人终于无奈又平静地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她的家人自然是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的，但她义无反顾地飞速赶往省城，在那里开始照顾嘉美作维持性血液透析。不知道这个女孩当时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她柔弱的外表下面掩藏着一颗怎样坚强的心，只知道她的家人终于不再反对她和嘉美在一起。数月以后，嘉美转到了我当时工作的血透室继续透析，因为离他的家乡比较近，而她也跟着来到。嘉美住院、作血透，她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这些事，当然都是在嘉美转到我们血透室以后，我们逐渐了解到的。嘉美曾经长期在我们医院住院，查房时我们看到的是他虽然病态但安静的面容和她文静似乎还有点害羞的表情，同时感觉到的还有他们平静的心态。那段时间，我们经常看到他和她在一起从容散步的背影。

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嘉美做血透时的情景。血透患者每次透析前后都要测量体重，嘉美称完体重总是她报给我们，她总是说“医生，嘉美五十五公斤”（有时候也许五十三公斤，也许五十七公斤等等）。她总是说公斤，生怕我们搞错，其实我们都知道，嘉美尽管瘦，但个子挺高的，怎么可能才五十多斤呢。她的声音特别柔美，嗓门不大，但很清楚。多年以后，我还不能忘记这种声音。

嘉美很配合我们作透析，因为他的家境还可以，更重要的是他准备做肾移植。等待肾源是一个漫长而充满希冀的过程。我发现只有在说到肾移植的时候她的脸上才会有一丝笑意，而我也不止一次听她和嘉美说假如作了肾移植就好了，眼里充满了憧憬。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却一直找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