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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东亚的历史，通过不断加强相互依存、日益密切的经济合作，促进人员和信息等的交流，推动政治、安全保障领域的协调，成为外交必需保障的要务，而这也是日本外交取得成功的宝贵经验。

总之，我们对日本战后的外交可以作出如下评价：以日美同盟确保国家、国民的安全这一国家利益，不靠军事力量，而靠经济、ＯＤＡ等力量为东亚的稳定与发展作出贡献。它在确保日本的国家利益方面是成功的，同时也直接推动了国际协调下的“自主外交”。

（3）冷战后的国家利益

如前所述，“在充满不安全因素的世界形势下，正在享受着自由、和平、繁荣的日本是最为幸运的国家之一”。但以１９８９年为界，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利益的讨论也相应地发生着转变。

正如某一历史学家所说，“历史每时每刻都包含着惯性和变化两种现象”，从历史的脉络看，1989年的确是“变化”的一年。

东欧爆发的民主化浪潮转动了历史的车轮。冷战的象征——“柏林墙”倒塌，越南军队从柬埔寨撤退，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退。美苏首脑在马耳他岛举行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谈，向世界宣布了冷战后新时代的到来。假如没有这件影响历史的大事发生，恐怕地中海的小岛国马耳他至今仍然鲜为人知。当时，我在外务省正好开始担当新闻方面的工作。对我来说，那是亲身感受到一个接一个到来的历史“转折点”的一年。

这一年，日本昭和天皇逝世，动荡的“昭和时代”走向终结，“平成时代”开始了。从中国古代的《史记》和《诗经》获取的“平成”一词包含的是“平和而成”之意，恰恰反映了日本人在动荡的环境下对和平的新时代的愿望。

不过，随后的历史暗示，美苏两国首脑宣言开启的新时代，并不是“平和而成”的，而是混乱的时代。

冷战后混乱的世界

冷战的终结，结束了贯穿整个２０世纪的意识形态对立和世界战争恐怖，使国际政治发生了剧变，令人产生“历史的终结”之类的想法。事实是，在民主化和人权意识逐渐蔓延的同时，作为“后意识形态”的对立轴，民族、宗教问题重新“崛起”，暴力或纷争也经常发生。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以及世界秩序的重建》把新的对立结构描述成西方基督教文明与###文明的对立，实际上，后冷战时代世界所酿成的新的不安或猜疑，甚至使我们想起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6）

在这样的情况下，21世纪到来后不久就发生的“9？11事件”，集中地表现了世界混乱的一面，打破了大家对和平时代的乐观预期。一小部分恐怖分子以民航飞机为武器，袭击了拥有独一无二的强大实力和财富的超级大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震撼了全世界。

后冷战时代的对抗，以没有特定战场的“新的战争”为特征。传统的国家间战争，已经被一个国家内部的“政府VS�反政府”、“民族VS�异民族”、“宗教VS�异宗教”等形式的纷争，以及“国家VS�恐怖主义”的“非对称战争”所代替。直到今天，各国仍然没能找到防止和结束这场“新的战争”的有效方法。

“9？11事件”发生前，“美国记者之父”大卫？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所著的《和平时代的战争》一书的最后一章有这样的预言：

对于美国这一开放的社会来说，现实的危险应该是与任何国家无关的恐怖分子拿着核武器侵入美国的城市。对一个恐怖分子来说，携带核武器也许只需要用比较厚的廉价旅行箱即可。

实际上，根据当时的一条新闻报道，恐怖主义组织塔利班的确从乌克兰购买到旅行箱型的战术核武器，为准备在美国使用而储藏起来。超级大国的国民对“看不见的敌人”感到的不安是前所未有的。“9？11事件”发生两年后，在美国举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与１０年前比较的世界危险度”这一话题，回答“危险减少了”的人只占总数５％，相反，回答“变得更加危险”的人数达到75％，大大超过了“9？11事件”发生前的数字（53％）。

经济领域也发生了剧变。由于交通运输、通讯手段、信息技术的飞跃性发展，以及“柏林墙”的崩溃、“铁幕”的消失等原因，全球化和信息革命取得实质性进展，世界经济的相互依存和一体化程度也在快速推进。人员、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