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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箭射了过去，正中他的胸部。刘邦忍住疼痛，摸着自己的脚说：“项贼射中了我的脚趾。”又在张良的献计下坐上战车，在整个军营里巡视了一番，向汉军将士频频挥手，表示自己未受重伤，以此稳定军心。等他表演完这一切回到营帐中时，身子一歪躺在床上就不能动弹了。左右赶紧脱去他的外衣，发现内里的衣衫早已变成了一片凝结的殷红，而箭伤之处，鲜血还在一个劲地汩汩涌流不止。只有赶紧让他脱离战场，送到后方去养伤治病。

刘邦为了摆脱困境，为了逃命，为了取胜，真是不择手段，有时简直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可你不得不佩服他的韧性，他打输了，逃跑了，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再向项羽挑战。他就像一张“狗皮膏药”，一旦黏身，就很难揭掉。而项羽又是一个急性子，莽性子，粗性子，常常被他的这种黏黏糊糊的绵劲与韧性弄得疲惫不堪、不知所措。项羽像是进入了一个无物之阵，你全力对付吧，对方总是不堪一击，眨眼间就逃得无影无踪了；你不理睬吧，他总是在你的周围挑衅造成一种压迫的环境与威胁的氛围，令你防不胜防。最为关键的是，诸侯各国都在闹叛乱，项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与之周旋。遇到刘邦这样的敌人，也真叫“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王奈何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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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7）

刘邦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地惨败逃跑后很快就能卷土重来，关键在于他占据了关中平原这块肥沃富庶的大本营作为后盾，更由于萧何与韩信的努力。刘邦东进时，萧何留守关中，总能及时地征募新兵、聚积粮草弥补刘邦的损失；韩信的足智多谋、善于用兵总是使得项羽疲于奔命，他攻下的华中之地使得刘邦在荥阳建立起一块根据地。刘邦每次惨败之后，在他生命的低潮时期，总能适时地得到韩信的帮助，后来又为刘邦成功地争取到华东大部分地区的支持。而韩信原来却是项羽的部下，因得不到重用才投奔到刘邦麾下，一颗棋子有时候还真能起到改变天下大局的作用。刘邦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地能钻空子，他总是利用诸侯反叛、狼烟四起而项羽焦头烂额、无暇兼顾的时机突击偷袭。在楚汉之争中，刘邦为了达到消灭项羽的目的，用尽了心机，耍尽了手腕，采取了种种阴柔的手段，简直无所不用其极。你可以把这些手段称为策略计谋，也可以叫做卑鄙下流，各人的理解不同，解释与称呼也就迥然有别了。

其实，远古先民即使在决定命运的战争之时，也以仁义、信义为先。交战前一般先下战书，选定时间地点，双方布阵准备就绪，击鼓为号，互相攻击。不论胜负，双方都显得光明磊落，正气凛然，透出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正直与高尚。只是到了春秋之时，大国小国林立，战争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人们也就不那么讲究信义了，奸诈与诡计逐渐占据上风，军事文化也变得面目全非了。

翻阅有关历史典籍，我们可以将春秋时期的宋楚泓水之战视为中华军事文化的一个转折与象征。严阵以待的宋军本可以趁楚军渡河的混乱或渡河上岸后军阵尚未部署之时趁机进攻，可宋襄公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等到楚军过河完全部署好了，才对垒交锋。宋军惨败，国人将战败之罪全部归咎于宋襄公。宋襄公辩解道：“仁义道德之人，不忍加创已伤之敌，不俘虏头发斑白之人；自古用兵，敌军处于狭窄危难之地，不要趁机进攻；我虽然是灭亡了的商朝后代，也不攻击没有摆好阵势的敌人。”后人都将宋公视为拘泥不化、顽固愚昧的代表予以嘲讽，毛泽东就曾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告诫人们道：“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似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虽败，他的信义与磊落作为一项早已失落的民族遗产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与珍惜。

宋襄公之后，“兵不厌诈”作为一个成语凝聚成所谓的民族智慧，在政治、军事、生活等领域成为人们的广泛共识而大加使用，而刘邦更是将它推到了炉火纯青的高度。

随着刘邦的“流氓”手段运用得越来越娴熟自如、游刃有余，项羽不禁一天天捉襟见肘，昔日的优势早已荡然无存。韩信与彭越开辟了两条战线，先后攻占齐赵旧地、侵入梁地；刘邦主力在汜水大败司马曹咎率领的楚军。项羽对刘邦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答应他提出的相当苛刻的条件，两军以鸿沟为界，达成一项划分国土的停战协定：鸿沟以西，属汉王刘邦管辖；鸿沟东面，属楚王项羽地盘；项羽将俘获的曾经做过人质的刘邦家人全部归还；两军各自撤回自己的地盘。

协议签订后，久已苦战的双方军士皆为即将到来的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