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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除残为务，正理以去乱为心；刑罚在衷，无取于轻。高帝受命，约令定律，诚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法，自余皆率由旧章。至哀、平继体，即位日浅，听断尚寡。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数年之间百有余事，或不便于理，或不厌民心，谨表其尤害于体者，傅奏于左。愿陛下宣诏有司，详择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禄勋杜林奏曰：“大汉初兴，蠲除苛政，海内欢欣；及至其后，渐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防于义，以为大戮。至于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统复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严刑。《经》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为言，不轻不重之谓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内称治，至初元、建平而盗贼浸多，皆刑罚不衷，愚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观之，则刑轻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轨，而害及良善也！”事寝，不报。

＇4＇太中大夫梁统上书说：“我看到，元帝初元五年，死罪减刑的有三十四件。哀帝建平元年，死罪减刑的有八十一件，其中四十二件是亲手杀人，而作减死一等判决。从此以后，成为惯例，所以人们轻率犯法，官吏轻视杀人。我听说做君主的道义，是以仁义为主。仁是爱人，义是坚持原则。爱人就要以除暴为目的，坚持原则就要以消灭祸乱为中心。设置刑罚在于适中，不能偏轻。高祖承受天命，制订法令，确实都很恰当。文帝只取消了肉刑和连坐法，其余全都遵循旧制。到哀帝、平帝继位，在位时间短，处理案子还很少。丞相王嘉轻率地穿凿附会，删减先辈君王的既定法律规章，几年之间有一百余件事，有的不合道理，有的不得民心。我谨把其中对大体为害最严重的，附在后边，向您陈奏。希望陛下命令主管部门，仔细选择好的律条，制订一部不容更改的法典。”刘秀把梁统的奏章交给公卿讨论。光禄勋杜林上奏说：“汉朝初兴时，废除苛政，四海之内欢欣鼓舞。等到以后，法令逐渐增多，连果桃、菜蔬之类的馈赠，都集中起来成为赃物。小的事不妨害大义，也要判处死刑。以至于发展到有法不禁，有令不止，上下互相掩护逃避，弊病更加严重。我认为应沿袭原有的法令条文，不宜于重新制订修改。”梁统又上奏说：“我所奏请的，并不是说要有严刑峻法。《书经》上说：‘治理百姓，刑法要适中。’适中的意思是不轻也不重。从高祖到宣帝，天下被称为治平，到元帝、哀帝时，盗贼渐渐增多，都是因为刑罚不适中，愚昧的人轻视犯法所造成的。由此看来，减轻刑罚的作法，反而酿成大祸。对奸诈不轨的人施恩，就是伤害善良的人。”这件事情被搁置，没有再交付讨论。

十五年（己亥、39）

十五年（己亥，公元39年）

＇1＇春，正月，辛丑，大司徒韩歆免。歆好直言，无隐讳，帝每不能容，歆于上前证岁将饥凶，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故坐免归田里。帝犹不释，复遣使宣诏责之；歆及子婴皆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1＇春季，正月辛丑（二十三日），免去大司徒韩歆的职务。韩歆性格刚直，说话不隐讳，刘秀往往不能容忍。韩歆在刘秀面前有根有据地说天下将有严重的饥馑荒年出现，并指天划地，言辞非常激烈，因此被免职，回归故里。韩歆走后，刘秀仍然不能消气，又派使者宣读诏书责备他。韩歆和儿子韩婴全都自杀。韩歆平素享有重名，无罪被逼死，人多不服，刘秀于是追赠钱谷，以完整的礼仪安葬他。

臣光曰：昔高宗命说曰：“若药弗暝眩，厥疾弗瘳。”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是以人君日夜求之，唯惧弗得闻。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

臣司马光曰：从前，商王武丁对傅说说：“如果药物不能使人感到昏眩，疾病就不能痊愈。”激烈直率的话，对臣子不利，却是国家的福分。所以君王日夜寻求这样的话，唯恐听不到。可惜呵，在光武帝时代，韩韵竟因直言进谏而死，岂不是仁义圣明的缺欠吗！

＇2＇丁未，有星孛于昴。

＇2＇丁未（二十九日），有异星出现在昂宿。

＇3＇以汝南太守欧阳歙为大司徒。

＇3＇刘秀任命汝南太守欧阳歙当大司徒。

＇4＇匈奴寇钞日盛，州郡不能禁。二月，遣吴汉率马成、马武等北击匈奴，徙雁门、代郡、上谷吏民六万余口置居庸、常山关以东，以避胡寇。匈奴左部遂复转居塞内，朝廷患之，增缘边兵，部数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