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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一分，朝向死亡。）所谓“代沟”，哪能作恶？尤其有酒做“媒”，“倏然共一樽”之余，哪有工夫愁这愁那？醉倒了，稼轩先生与松树闹别扭，不信古人书，我们则唱无调之歌，与东方齐白，或踏雪寻径不知家！痖弦不同于早期余光中，诗中偶赋酒，还真有道行，称得上是能人。其《土地祠》一作，有“油葫芦在草丛里吟哦/他是诗人/但不嗜酒”之句，许是自况，却不算写实，只是其“嗜”似有季节感、时间性，要不怎知“酒们哗噪着/待人来饮”？大底其时在爱荷华，是他“嗜”的季节，“爱”的时间。异乡逆旅，情怀意续自是有别，偶或“嗜”之“爱”之，化放翁“樽酒不空书架满，何时真得与君同”为现实，亦不必“自怪梦中往来熟”，“抱琴携酒过西邻”去可也。“酒们哗噪”，于卿底事？痖弦将之入诗，分明暗示：酒，我来也。的确，痖弦能饮。但他似有内置的酒生态系统，或嗜或爱或止或减，循环往复，只不揭秘而已。说“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卢仝：《有所思》），“可怜未遽忘风月，犹梦华觞插羽飞”（陆游：《九月十一日疾小间夜赋》），是又何苦？痖弦即不为。

北望神州，怎忘得范用、罗孚两先生

北望神州，怎忘得范用、罗孚两先生？范用的孤桐之性，中直之格，识与不识，有口皆碑。其行事为人，王荆公咏孤桐之章，实当之无愧。如此良材，岂但作枯薪、发微火而已？此暴殄天物也。范用爱酒、喜酒、敬酒，而不酒、酗酒、闹酒，家藏颇丰，中外兼蓄，“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用庄子的话说，范用对酒，是“物物而不为物所物”、“胜物而不伤”、“不以物挫志”及“不以物害己”，境界极高，深识酒趣。罗孚与酒，妙事不少，知者亦伙。但罗孚与年前故去的台湾著名乡土派小说家王祯和结下酒缘，则不太有人晓得。七十年代初，王祯和自美经港回台，“朋友遍天下”的罗孚听闻，即渴谋一见，虽未致强求。罗孚向来关心文艺，眼界亦高，不轻许人，对祯和则颇欣赏。唯其时台湾政治气氛仍甚僵窘，百姓动辄得咎，答以由祯和取决。不图祯和谓见也无妨，即启曾任《时代》周刊远东特派员费时乐所赠建国前茅台，先与祯和、古苍梧共品，候罗孚夜班后赶来。倘非爱才，倘非具事业心、使命感，中宵过后，渡海驱车遥遥长途，仅与后辈短晤，并无必要，然罗孚为之。既来，祯和与罗一见如故，谈得兴起，频频敬酒——敬的是，至今苍梧念念不忘的“不知年”茅台。及后，罗孚先辞。又后，酒罄。再后，祯和、苍梧，涓滴不舍，倒着酒瓶，仰起脖子，以口相接——也没几滴！太美了，大好了，是建国前茅台。不久，天可怜见，王祯和即染上“致死之疾”，要买难得的大陆某种特效药，罗孚每次都为之设法，且半买半送，一连数年，及“北上”方止。祯和于发病十余年后！终于不治。雹碎春红、霜凋夏绿，殊深痛惜！这段酒缘，如非“生离，死别”，岂不更美、更好？只是现今的茅台，能入口者都少，也不美，不好。人既如此，物何不然？范用、罗孚，与北京那对“珠联璧合”的“酒夫酒妻”、翻译伴侣杨宪益、戴乃迭至稔。尝见彼夫妇两人，由午至暮，尽威士忌一，大曲一，啤酒若干，尚能论文，斟酌用字，诚非常人也。

“止酒情无喜”，五柳先生似亦不免“酒雄”气短。实则非是，他只是受条件制约，患“无”不患“止”，自揭一番而已。《挽歌诗》三首，顶针续麻之际，道出其中消息。第一首以“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作结，第二首即以“在昔无酒饮，今日湛空觞”承而写之。如此，还戒什么酒？只恨其不足，死后即使满杯，可望不可及，光摆着何用，还不快乘生时饮之！至此，连“将非遐龄具”的忧虑，都一并化解了。但人的行为，责取决于其自由心性。特别是极私人的喜恶问题，如饮酒，止与不止，根本不必说因由。也不必问，不必劝，一问即有“好事之徒”之讥，一劝难免“干涉内政”之嫌。因是，董桥的散文，写得虽如上佳的“亚曼湼”，不知年的“砵”，与他浅斟算了，不必强求。至今固犹忆念不止，一九七九年“中国周末”期间，于密西西比河上。与张错似乎“干杯还少”的鲸饮情景。此情此景，确乎说不尽的痛快，能文能武的酒中豪杰，哪里去找。但弃酒的张错仍是张错，仍有许多可供斟酌。数十年的老友之中，李欧梵、陈若曦、欧阳子、许达然等，依然随缘随兴，不醺醺然于酒而已，醺醺然于其他，同样妙不可言，都永志于心。

怎忘得，从前杯酒，是今之视昨。他日视今又如何？则难忘孙述宪大兄那一瓶瓶Chateau　Latour，Ch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