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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的。

普列特尼奥夫绝望了，垮了。在这种精神状态下，在遭到毒打和侮辱之后。他被转到了内务部侦讯人员手中，等着他的，自然是更悲惨的结局。

除了普列特尼奥夫，另外两位名医——列文和卡扎科夫，也被投入了监狱。前面提过，对文是克里姆林宫卫生院的高级顾问，专门负责为政治局委员和政府成员治病。审判闹剧的导演们的意图，是将他打成亚果达搞“医学谋杀”的主要帮凶，而普列特尼奥夫教授和卡扎科夫，则应该是列文的同谋。

列文博士已逾古稀之年，膝下儿孙满堂。这点正中叶若夫的下怀，因为可以把其子孙作为人质。事实也的确如此，由于担心子孙的命运，列文决定承认当权者欲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在遭到这一不幸之前，列文作为克里姆林宫“御医”所享有的特权，一直令其同事羡慕不已。他曾给各位政治局委员及其家人看过病，也曾给斯大林及其唯一的女儿斯维特兰娜解过疾。而现在，当他成了内务部的阶下囚时，竟没有任何人出手相救。卡扎科夫的患者中，有权有势的大有人在，可是他的处境也同样毫无指望。

据斯大林和叶若夫两人合编的神话说，亚果达曾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召见这三名医生，然后又一个一个地胁迫他们用错误的治疗方案将古比雪夫、明仁斯基和高尔基推进坟墓。而这三位名医似乎出于对亚果达的畏惧，只好—一照办。

这一神话是何等荒谬绝伦，只需一个问题就可将其彻底推翻：这些名扬四海的医学权威，怎么会因害怕亚果达而去杀人呢？他们只需把亚果达的这些恶毒念头向自己那些身居高位的患者满咕一声，后者马上就会向斯大林和政府报告。再说，这些医生不仅可以等待患者前来就医，而且可以直接去向政治局检举亚果达的阴谋。例如，普列特尼奥夫就可以去找常来求医的莫洛托夫，而列文，既然上班都在克里姆林宫里，完全可以去找斯大标本人。

在法庭上，公诉人维辛斯基本来十分作难，因为他拿不出任何可以证明这三位医生有罪的证据，而医生们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全部指控，可是他们却拼命支持维辛斯基，一个劲儿地承认自己有罪，说自己确实满足了阴谋集团头头们的要求，用某些药物加速了几位德高望重患者的死亡。显然，他们不会作出别的交待，因为他们得到过许诺：　要想保住性命，　就不得否认自己有罪，相反，必须彻底认罪和“真诚悔过”。

就这样，三位医学界的名流，以前从不过问政治的非党群众，被当作了牺牲品，用来修补那漏洞百出的说法，用来向全世界证明：被反党分子暗杀的，并不只基洛夫一人。

在这场虚构的闹剧中，有关谋杀高尔基的一幕，最能体现斯大林这个伪造家的天才。

斯大林特别重视如何把高尔基说成是托一季阴谋集团的暗杀对象，这不仅是为了激起人民对反对派领袖的仇恨，更是为了提高他斯大林的个人威望，他要让人们知道，“伟大的人道主义者”高尔基是他斯大林的好朋友，所以才成了那些被莫斯科审判处以死刑的被告人的不共戴天之敌。

此外，斯大林不仅要把高尔基塑造成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而且还力图把这位名作家说成是他斯大林政治路线的坚强卫士。这一动机，可以在第三次莫斯科审判中从全部被告人的“供述”里听出来。例如，列文在解释阴谋家们为什么要谋杀高尔基时，引用了亚果达的这样一段话：“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同党的最高领导心心相映，热烈拥护国家现行政策，无比忠于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本人。”对这一说法，维辛斯基在起诉演说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他（指高尔基）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把自己的整个生命与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斯大林联系在一起，绝不会无缘无故地成为他们最亲密最要好的朋友。”

维辛斯基以为，这样就可以用友谊和相互忠诚的纽带把斯大林和列宁、高尔基紧紧地联在一起。可惜，这一纽带并不牢靠，列宁的“遗嘱”就是明证，在那里面，列宁首先就建议免除斯大林的中央总书记职务。对此，还可以看看列宁那封宣布要与斯大林断绝一切关系的私人信件。因此，企图把斯大林说成是列宁的亲密朋友，不仅是欺世盗名，更是恬不知耻。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友谊”。在法庭上，公诉人、辩护人、以及被告人，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种“亲密无间的友谊”。这可不是什么偶然现象，而是由于斯大林正迫切需要给人们造成这种假象。经过第一二次莫斯科审判，斯大林那本身就不太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