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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一些事物，必须以封闭的形式呈现。有一些话，必须以夸张的方式说出。这是潘向东作为男人，最明白的事。他也许是故意切断电源，在一片漆黑中，进入某一种虚拟的世界。

潘向东在黑暗中，侃侃而谈。他的声音在塑造一种形象。那是一种慷慨激昂、英雄就义似的形象。虽然这样的形象，并不能打动凯瑞。但其情绪宣染的氛围，还是能感染她。她觉得潘向东能把历史课本中枯燥乏味的史实，讲成一个个活生生的故事。这是一种本领。这本领改变了她对历史课的看法。她有了想与他探讨一些什么的兴趣。可他忽然转过身来拥抱了她。

“我爱你。”潘向东说。

“这不可能”凯瑞挣扎着推开他。

潘向东却动作麻利地解开凯瑞的衣服。他抚摸她具有雕塑一般的Ru房，然后又迅速地把她按倒在床上，将手伸进了她的内裤。疼痛，她第一次感到那地方的疼痛。她知道在疼痛中，她已成为一个女人。

“你要替我保守秘密？不然对你自己也没有好处。”潘向东事后说。

凯瑞没有作声。但她知道这是惯于偷情的男人声音。这声音很卑鄙。难道最佳效果就是保守秘密吗？

这是不是一种强Jian？凯瑞没有哭。她想起大一时，课堂上一个男生塞给她一张我爱你的条子，那条子她一看就哭了。她觉得这是一种莫大的侵犯。她哭着冲出了教室。其实那真不算什么事儿，男性都喜欢说我爱你。

那时候，凯瑞在漆黑中看着潘向东。尽管她什么也看不见，但她看见了他那颗心。那颗心在保守秘密的时候，没有绞架。世界上也许有许多事情，都需要保守秘密。但像他们这样的秘密，凯瑞不知道该保守，还是该告发？

世界与内心3（1）

凯瑞后来没有把她与潘向东发生的事，告诉男朋友余叶。凯瑞当时选择了保守秘密。原因很简单，她不想让余叶的心灵受到打击。所以当她来到余叶身边时，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当然，她把这些写进了日记。记下了潘向东使她成为女人的一幕，也记下了她当时所有的感觉和局部的疼痛。凯瑞把自己交给了日记，日记是那晚罪恶的见证。所以，她离开潘向东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时，就想掩饰自己，遗忘自己，让自己平静地回到原来的精神状态之中。

于是，凯瑞有意识地想些别的东西。比如数学、比如钢铁、比如金钱。它们是理性的，又是严肃的。只有理性和严肃，才是人类的希望。由巴尔扎克、莎士比亚煽动起来的那种金钱情绪，将被一种理性取代。金钱曾经使人类四分五裂，但它最终使人类联合起来。凯瑞想没有金钱的人仇恨金钱，没有思想的人仇恨思想。仇恨是渴望拥有，是无能为力。

凯瑞胡思乱想着，火车还有半个小时就到达北京了。北京是祖国的首都，首都文化具有历史、哲学和游侠式的浪漫激｜情。具有一种东方式智慧，对世界作出超验的直觉判断。东方神秘主义、道家文化、儒教佛教等等，只是它的细枝末节而已。它本身的文化模式具有久远的历史，给人类不断补充一些激｜情和智慧，对人类是有帮助的。当然智慧包容了温情和爱，包容了理性和力量。凯瑞的精神停泊在这样一种文化意识里，她认为这就是理想境界。

余叶出生于北京。北京的胡同，就是他从小生长的环境。他小时候住在菜市口附近的教佳胡同里。他的父母仍然住在那里。胡同是一个真正北京人的命运。他诞生于斯，也终老于斯。但对余叶来说，却只是一个童年和少年时期的梦。一个他儿时玩弹球、打弹弓和交换烟纸的场所。然而，只要凯瑞与他谈北京，他严然就是一副老北京的架势。他会说我们胡同附近，从前住过袁世海、马连良，还有大名鼎鼎的京剧老板梅兰芳。那架势，仿佛这些名人与他都是亲戚。

凯瑞在北京，余叶要带她去“美味斋”吃有名的水煎包。他说从前著名的京剧琴师杨宝森的弟弟杨宝忠，常去那里吃早点。于是凯瑞就跟着余叶去“美味斋”吃水煎包。原来水煎包，如同她家乡的葱煎包差不多。它们同样都具有某种明亮的色泽。凯瑞想，余叶喜欢“水煎包”，也许“水煎包”只是一个象征。象征他童年居住的胡同，象征菜市口电影院里某部对他印象深刻的电影，象征胡同口某个摊位上的吆喝声。这便是余叶记忆深处的一个秘密，或者说是一个梦境。

余叶18岁离开北京服兵役。他曾是20军某团部的一名战士。曾经去过一次印度###，亚热带丛林湿呼呼的空气，烈日下直冒白气的棕榈叶，以及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