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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威震动了全省各地。右（左）江是壮族人民占多数的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而韦拔群同志则是右江地区出色的群众领袖，他领导着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并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同志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备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更加可观，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 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脆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时，我便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来敌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一枪一弹，1000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700　多支枪。地主们这着棋被打垮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便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过了几天，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40天的准备，就可在百色宣布起义。

小平同志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小平同志便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了。后来，俞作豫同志领导的第五大队，在红七军成立之后，于1930年2　月，也在龙州宣布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何世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那时，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经过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营垒，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成 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红八军成立后，有力地策应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但不久就遭到李宗仁的进攻。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终于因为部队基础较差，敌我力量悬殊，而遭致了严重的失败。红八军最后剩下的几百人，由袁振武等同志率领，转战到右江，与红七军汇合，并加入了红七军。

在小平同志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3　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后来改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　个师。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总队学习的。这时，部队成分也较前大有变化，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军部各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参谋长是龚鹤村（到中央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