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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形同踹蹬因此踏布行又称踹行,这些工人因此又被叫踹匠。根据清虏苏州织造的档案,康熙三十年,苏州就有踹行三百家,踹石八千块,踹匠九千余人。而根据盐铁衙门苏州工商所报称,截止到今年六月,踹行的数字增加到五百家,踹匠的数字逾二万五千余人。”

郑克臧静静地听着,就听邹书英继续道:“踹匠多由工头从江淮、浙西雇佣而来,每染一匹布,踹匠只能获得一百余文的收益,虽说如今海贸大盛,棉布出口暴增,踹匠的收益也有保障,但与之付出的辛劳却不相应,所以踹匠们经常一起要求增加报酬,只是布商认为自己已经跟踹行和工头约定货价,踹匠不向自家东主争取加薪,布商要求加价于情于理不合,因此不愿满足踹匠的要求,既然要求无法满足,踹匠们就纷纷相约罢工叫歇。”

“只是罢工叫歇吗?”郑克臧突然插了一嘴。“打砸市面冲击官府的又是谁!”

邹书英恭声应道:“圣上所言甚是,踹匠以苏州工商所偏袒布商大户为由,冲击官府,却有祸乱之嫌疑,只是棉布出口关系到朝廷利税,却不好遥遥无期的耽搁下去”

“好了,邹卿,这事不是你该过问的。”郑克臧冷冷的教训道。“且退下吧。”

邹书英吓得冷汗直流,忙不迭的跪拜告退,等他退下了,郑克臧眯起眼睛想了想:“要挟,天下出棉布的也不是苏州一地,再说朕最不怕的就是要挟。”

喃喃的说了几句,郑克臧放声命令道:“来人,着刑部彻查此事,缉拿背后唆使之工头。”

郑克臧明白的很,邹书英有几句话根本只是说了一半,踹匠的薪资低是不假,但踹行是不是没有赚到钱呢?工头是不是没有从中分润呢?很明显,整个故事里只有最后一个环节是遭到了盘剥,至于其他且不说是不是赚的脑满肠肥,但至少是小日子不错。至于踹匠们不去跟雇主、工头讨价还价偏偏去找八竿子打不到的布商的麻烦,其背后的黑手已经不辨可知了。因此,打蛇要打七寸,这些人绝对不能放过。

武成五年十二月十五日,郑克臧回到武昌,此时关于苏州踹匠罢工一案的审判结果已经出来。大审院江南行省分院派出审判团于苏州宣判,踹匠罢工骚扰市面冲击官府罪名成立,为首十四人及背后唆使之工头十一人流放南洋,其余无罪释放。随即,盐铁衙门苏州工商所秉承上意宣布,踹匠薪资过低乃是祸乱之源,着踹行增加踹匠计件薪酬每匹六十文,至于因此增加之成本由踹行和工头自行承担,并于来年与布商议价时,双方分担。

事情看起来就这么平息了,但十二月二十日,宫中突然传出诏书褒奖广东“东家行”、“西家行”制度,称其“不使君上分忧、堪为劳资典范”并劝谕天下商贾伙徒“悉效仿之”。

诏书一出,天下耸动,不知情者纷纷去信广东询问什么是“东西行”制度,随后才知道所谓“东家行”顾名思义是资方的同业组织,与之对应的“西家行”自然是工人组成的劳方行会。不过“西家行”还带有一丝工会性质,有短时失业救济、伤病救济、蒙学夜校等互助慈善的内容存在,更重要的是,东西家行还是劳资双方关于薪水问题谈判的平台。

于是所有人都明白了,这么一来,官府便从劳资双方的对立中超脱出来,成为双方谈判的监督者和最后仲裁者,不劳有激起民变之虞;而就劳资双方来说,上会馆总比直接“齐行叫歇”乃至“聚众殴抢”要温和得多,也不至于出现必须官府介入镇压的失控冲突。

武成六年三月三十日,华夏盐铁衙门以部门令的形式正式颁布《东、西家行行事范则》,从而从国家政策角度确定了华夏国内商业自治的基础,从而使得民间社团这一历朝历代严防死守、严禁“结党营私”的政策开始走向消亡。

当然相比颇有身家的东家行众人们,对于以无产工人为主的西家行,华夏官府的控制更为严格,不但盐铁衙门在西家行有公董监事,而且刑部也会在西家行设置眼线“明晰动乱之本源,以备随时根除之”

除了盐铁衙门的《东、西家行行事范则》以外,度支衙门税务司还以“工头揽活、居间抽分”有偷逃国税之疑为由禁止华夏境内重新出现包工头,“今后但凡雇佣伙工,只准通过西家行进行,所雇名单亦需备份呈报,唯学徒除外”

为了避免因为包工头消失而导致用工荒,华夏学部还根据郑克臧的暗示颁布部门令劝谕东家行和西家行共同创办工商职业学校,定期下乡招募学徒,“虽云不授圣人大道,但也可明白文字、算术,知晓工商技艺,以为实用”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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