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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杀创造力

中国的实用主义有时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所付出的每一分钱几乎都是急功近利的。我们似乎从来就没有形而上的精神，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永远不可能产生在中国的，因为相对论换不来一个养鸡场或是一条制造帕萨特轿车的生产线，中国人要求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必须是实用的、物质化的。陈景润之所以出名，实际上根本不是由于他算出了什么“歌德巴赫猜想”，而是因为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获得了世界数学界的认可，仅此而已，知道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歌德巴赫猜想”本身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东西，我们不会认为陈景润做出了“歌德巴赫猜想”是体现了一种人的形而上的思维本质力量，而是他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为咱中国人赢得了面子。至于陈景润计算出的是“歌德巴赫猜想”还是“巴歌啼叫猜想”，这与我们是毫不相干的事情。

近几年来，我之所以不再从事为中国企业做策划的事宜，其主要原因有二。一、中国的很多企业缺乏信誉，他们在获得了你为他付出的辛劳并大获益处之后，往往会以各种理由拒绝给你报酬；二、中国的企业家缺乏真正的品牌意识，他们根本就无法容忍一个品牌的构成需要一个打造过程，他们花出去一分钱恨不得马上就要赚回一百块。这很像我们的中国足球，换教练就像大款换“小蜜”一样频繁，聘用一个教练必须在短时期内冲进世界杯或者获得甲A冠军，因此往往等有些洋教练连时差都还没倒过来输了两场球就“下课”声四起了。我们什么东西都不会有太长久的规划，领导们只考虑在自己的任期内有所业绩以便能当上更大的官，所以“短、频、快”就成立中国的一大特色。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的创始人王选先生指出：“……只有一个集体长期多年积累的奋斗，加之出类拔萃的学术带头人和一批努力奋发的人才，才可能在国际某个领域有突破性的成果。”　…引自《书摘》1998年4期

一个本身就缺乏形而上精神的国家，再加上急功近利的短视症，我们无法突现有创造力的世界性贡献是用不着大惊小怪的。而且我认为更要命的是，当原先一代人渐渐老去，当后一代独生子女为代表并从应试教育的强化模子里成长起来的“新新人类”，他们是否拥有超越他们前辈的创造能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我承认，这一代人比老一代拥有更多的知识和视野，但在人性上却比上一代人脆弱很多，而且他们的“成功”之路往往也是消融他们自身的过程。为了写这本书，我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其中最多的是这些学生自己写的文章，令我非常吃惊的是，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活得非常压抑，他们大都是在一种被剥夺自我的状态下生活着，麻木与消极、悲观与厌世是其共同的特征。在这些文章中，我几乎没有看到过谁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和信念，个个似乎都在期待着尽快完成父母和学校予以他们的目标　考上大学，似乎考上大学就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我真的怀疑，如果这真的是这一代人普遍心态的话，那么我们还能指望他们什么呢？

不仅如此，我们不仅用应试教育的模式把所有人捆绑到了一辆战车上，而且我们应试教育本身也是一种扼杀个性和想象力的教育。一个叫洪兰的台湾人，他九十年代以前一直在美国教书，　1990年他回到台湾教书，而他的孩子也同时回到台湾读小学，然而，麻烦便开始出现了：

1991年我回台湾教书，我的孩子插班去读小学三年级。第一次月考时，满堂红，全部不及格。令我惊讶的是，他对考试不及格忿忿不平，认为问题不在他而在老师。我把卷子拿来细看，发现标准答案非常死板，完全不让孩子有想象的空间。例如，自然科的考卷中有一道问题：蚯蚓喜欢生活在（1）沙滩（2）大树下（3）菜园里（4）水沟中。标准答案为（3）菜园里，但事实上任何阴湿的地方都可以找到蚯蚓。我儿子选了（2）大树下。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家，后院有棵水蜜桃树，每年夏天果实累累，常来不及吃就掉下来，在地上积起厚厚一层烂桃子，因此大树下真的有无数的蚯蚓在那里钻动。所以儿子很自然地就选了大树。数学没及格的原因是他做除法的方式与台湾老师所教的有一些不同，答案是对的，但是写余数的方式台湾与美国的写法不一样，老师全部给他半对，扣去一半的分数。

孩子心中一直忿忿不平，认为老师不应该扣他分，因为他认为只要他会做，得到同样的答案，用什么方式应该是他的自由。在往后的三年里，他的这个想法给他带来极大的苦头。因为他一旦学会一个方法，便会始终用同一种方式去做题目，每次都想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