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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就要开学了，不能再等支书的“明天”了。

1960年8月，我没有经过街道党支书的“证明”，就这样来到北门外小学教书。可我人虽进来，心里却常常忐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党支书会派人到学校来交涉，把我又要回去。要知道，当时不成文的法律是保护他有这种权利的。

当教师不是我的心愿，只是迫于生计。教书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学期初要制订各种计划：有教学的，班级工作的，少先队活动的等等。我不知所以，全是借同事的本子来“参考”。至于课堂上如何传授知识，采用什么教学方法，就颇有探讨研究的余地。

大凡教育人必需既严又慈，且要有耐心。这方面我是先天不足，往往事倍功半，吃力不讨好。有一次上体育课，面对天真烂漫的儿童，我一开始就忙乱起来，整个操场乱轰轰的，叫他们排队，他们象一群蚂蚁，一个蹿来，一个跑去。勉强凑成队，又嘁嘁喳喳说个不停。好容易才能交代几句，想让他们去活动。一听到“散开”的口令，又象打破坛子的水，哗哗地四散开来，有的为抢夺器材，吵起架。我喊不住，急得团团转，讲道理听不懂，发脾气不管用，只有干着急。后来不得不又集合起来，带进教室去听我讲故事。孩子们喜欢听故事，那神情那秩序简直叫人感动。可故事一讲完，教室里又吵吵嚷嚷。我用尽各种规劝、评比、表扬的办法，都收不到持久的效果。我恼火了，有意要用威严来获得安静。拍一下桌子，吼叫一声，教室里静下一点。学生们互相看了看，有的还想笑。我声色俱厉又来一次，总算规矩了。下课后，我心里却留下无限的懊丧和对自己的不满。而每当考试之后，看到学生成绩不佳，心里更不是滋味，比自己考不及格还难受。

我深感自己不是当教师的料，这方面我没有一点特长。常此下去，我会一事无成。于是我又想着大学，认定只有朝这个方向努力，将来才有希望。我把上大学看成是实现理想的唯一途径。（待续）。　最好的txt下载网

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6）

1961年已有种种迹象，说明国家政策开始“解冻”，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前几年大学里收进一些“烂学生”，各方面反映强烈，纷纷要求重视知识质量。一些明显跟不上的学生被中途“调整”下来。一些新办的院校也被撤拼。我想，只要考大学是真正看成绩的，我就有希望拿到“录取通知书”。

我又雄心勃勃，决心一边教书，一边抓紧复习功课，那些课本知识对我一点也不陌生，七月份我再一次走进考场。

一些人在背后公开议论我，说我简直太傻了，吃一堑，二堑，三、四堑还不能长一智。说上面不会轻意改变对一个人的态度。我却始终认为自己对党是忠诚的，相信组织上不会用静止的眼光看待一个人。

然而，结果还是我错了，我又太天真了，盼来的仍是一张“落取通知书”，这已经是第五次了。

接到通知书那天，钊人正好在我家里，一时两人相对无言。突然他轻轻哼起苏联歌曲：“哎，道路啊！尘雾迷漫，荒草盖满草原，严寒多难忍；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忧郁低沉的旋律，似乎由近而远，把我带到那严酷的战争年代。多少无辜的人死于炮火，被遗弃在道路旁。我这点不幸算得了什么。我也不愿再来猜测原因，就让别人说我是“高考”成绩不好而“落取”吧！也许这样还体面些。

从1958年到1961年四年中，我先后考了五次大学。一而再，再而三地为人生理想挣扎奋斗，却始终“落取”、“落取”、还是“落取”。是因为文化考查不及格？我想过去的老师同学可以替我回答。是因为政治审查不合格？这个问题就不象解数学题那么简单，所谓“合格”的标准是什么？“不合格”的依据又是什么？怎样看待一个人在政治上是“合格”或“不合格”。起码，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这个条件够吗？

当然，有人提醒过，一旦被公安机关“立案”，就不是那么简单，何况还是属于“海外关系”，就象一只被蜘蛛网粘住的不幸小蝴蝶，无论怎么挣扎，也摆脱不掉周围的束缚。尽管我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教导，一再作出努力，到水库工地劳动，在街政府积极工作，仍然无法抵消一些人的不信任。我想一个残疾人不论是肢体残疾，五官残疾，弱智残疾，还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帮助，唯独“政治残疾”，要受到岐视打击，压制排斥。难道我们就那么没有信心，害怕所谓“阶级敌人”会“兴风作浪”吗？。

看来，我在为个别人不切实际的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