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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历史的伤痛，而是把伤痛掩蔽起来进行一番新的开拓。社会的前进需要开拓者的勇气，而不是保守者的坚持。叶奕雄振振有词，言犹未尽。

赵宗平听着，一时竟插不上话。如果从商业利益的角度看，叶奕雄的话不无道理，而且这道理很可能还会被许多人接受，但是一旦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着眼问题，商业的功利性就显露无疑了，况且一个民族茫目地追求商业利益是很危险的，最后很可能除了钱以外什么都没有了。赵宗平想起郭婧的态度，想起她为八角楼无尽的奔波，其实郭婧为八角楼的奔波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她只是想尊重这个城市的历史，记住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的耻辱，人能重温耻辱也就能不断地吸取教训，一个能吸取教训的民族才会真正地探索一条新的出路。叶奕雄的思维没有这样的高度，他钻牛角尖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慢慢引导他开化。

赵宗平意味深长地说：叶兄啊，商业利益与民族精神相比，谁更重要啊？

叶奕雄托起青花瓷壶品了一口茶说：你别跟我说这些空道理啊，一个穷困潦倒的民族有什么精神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钱啥事也办不成，如果我们有钱有势，八国联军敢来抢我们吗？如果我们的民族精神昂扬亢奋，他小日本敢在我们的国土上横行霸道八年？鲁迅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说的谁呀？就是说的中国人。

赵宗平一下子笑了，看不出叶奕雄还有一肚子道理，便接着他的话说；难道一个民族有了钱就有救了吗？一个民族的精神没树起来，钱便会蛀空他的灵魂，一个没有灵魂的人还能长久地活下去吗？

我没找你呀，我找上边，要是上边批准了，你拦得住吗？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你就当你的太平官吧。叶奕雄握起青花瓷壶起身就走。

赵宗平没有拦他，目送叶奕雄走出办公室。然后，他就陷入了长时间的思索，看样子叶奕雄的决心是谁也动摇不了了，自己当初让他找李璐等于给他指了一条阳光大道，如果八角楼真的开发成了商业街，自己就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想到这里，赵宗平不安地起身，踱到窗前，窗外是一片绿色的草地，草地中间插栽了几棵柳树，是他主张栽的，他当时有一个理论：草十年还是草，而树十年就成材了。现在树活了，树叶在风中微笑。赵宗平看着树和草，忽然心生灵感，关于八角楼，何不准备两套呈报方案呢？如果领导同意开发，他就将主张开发的方案呈报上去，如果领导不同意开发，他就将反对开发的方案呈报上去，这样岂不是既不得罪叶奕雄也不得罪郭婧，更不得罪本城的历史吗？他刚刚上任，实在不敢给自己设置过多的障碍，官场靠心计，工作靠朋友。

赵宗平的心情不由轻松起来，他觉得自己设计了一个最为稳妥的方案。

我心情沮丧地开门，房间里突然传出哭声，是李曼姝，这几天八角楼总是节外生枝，我在外边跑的时间太多了，对李曼姝的关心显然不够。

当她看到我手上拎着的小包时，欣喜若狂地突然奔了过来，就是这个包，你是怎么找到的，为何不早告诉我？李曼姝将包拿在手里，打开拉链，认真地检查了里面，然后兴奋地说：什么东西都没少，全在里面，这下好了，明天我就可以走了。

我无言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李曼姝万分欣喜的样子，内心忽然涌起一阵委屈的冲动，联想这段时间的奔波，我究竟是为了什么呢？与叶奕雄的感情破裂，被李曼姝误解……好像保护八角楼是为了我个人的利益一样，而维护一座城市的历史竟成了我一个人的战争。我突然失落起来，情绪渐渐跌入低谷，最后竟引起了李曼姝的注意，她挨着我坐下，莫明其妙地问：郭记者，找到了手包，你的情绪怎么这样低落呀？

我缓了缓神，坦言道：您的手包是我故意藏起来的。

李曼姝吃惊地睁大眼睛，说：你为什么要藏我的手包，为什么呀？你这样对待我是不尽人情的，为这手包我都快急疯了。

是啊，李曼姝女士，当初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八角楼因为二战时期做过慰安馆，成为本城的历史文物建筑早在两年前就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因为没有人证，这座建筑始终被个别利益熏心的人惦记，他们要开发八角楼，把它变成商业街，为此我四处奔走呼吁，在这关键的时刻您来了，可您二战期间在八角楼里所遭受的苦难使您一时难以面对历史的真实，甚至不愿意承认自己慰安妇的身份，焦急之中我让那位姓黄的导游小姐藏了您的手包，您没了护照，只好在这座城市滞留下来，成为指认八角楼的人证。您知道这贡献有多大吗？如果八角楼能够得以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