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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生活遇见经济学　前言（1）

在不久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都对未来的经济形势忧心忡忡，但是，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却是个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时，他就表示对下一代经济学家充满了信心，称他们会将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他在写给朋友的一段话中说道：据我估计，1920~1970年之后的一千年将会成为历史学家最为活跃的时代，你大可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而当1930年大萧条来临之初，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最得意的门生——撰写了一篇小论文，指责他的同行们过度夸大了经济萧条的负面影响，在这篇题为“我们子孙后代的经济可能性”（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文章中，凯恩斯痛斥了这些人的消极和悲观，指出他们对未来的判断犯了“荒谬的错误”。依凯恩斯之见，大萧条属于“暂时的失调”，不过是“人类在解决长期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而已。（你认为我接下来就要引用凯恩斯的名言“长期而言，我们都死了”，是吗？）根据凯恩斯的预测，一个比我们曾经想过的任何一种进步都“更大的进步”将会出现，在一百年之内，人类会在经济上取得非常大的进步，以至于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可能会是“如何利用关注自身经济问题之外的自由，如何消磨空闲时光，也许关注一下科学和其他一些学科会比较好，这样可以让人更明智、快活、健康”。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乐观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之后的一代经济学人，他们利用改良的政策和令人兴奋的实证研究理论改变了世界运转的方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世界经济开始繁荣，企业家们开始大展拳脚，新发明和新技术进步像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整个世界虽然还会不时地在个别地方出现经济不景气或者小危机，但我们毕竟成功地避免了另一场危机和世界大战。

马克·史库森（Mark　Skousen）的著作《当生活遇见经济学》（Econopower）非常值得一读，在书中他向人们阐述了经济学家在战后世界经济繁荣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新一代具有号召力的人是怎样成功实现变革的。即便是我也不得不惊讶于当今这些经济学家在做的事情——使储蓄更便捷，避免债务困扰，谨慎投资；通过私人银行的小额贷款，使千百万人免受贫穷的煎熬；减少犯罪，改善公共教育；帮助政府节约开支，通过更有效率的拍卖方式使公司的经营活动更加公开；通过峰值定价法，缓减交通拥堵；使公司在奖励员工、回报股东的同时盈利更多；帮助国家实现经济腾飞，并且避免将来可能发生的国际冲突。

看到马克在本书中提到的一些经济学家是包括许多知名人士在内的芝加哥大学的教员和毕业生，我感到无比骄傲。比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相比前人，他更明确地告诉我们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体（通过控制货币供给、减少税收、限制政府部门的膨胀等措施）；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公共选择学派之父，他将经济研究的重点从“市场失灵”转向“政府失灵”，并由此提出应当限制政府权力的主张；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他首次将经济理论应用于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另外还有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供给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在探索自由贸易、削减关税以及撤销管制的领域勇往直前。　。　想看书来

当生活遇见经济学　前言（2）

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这些芝加哥学派的人被称为“另类经济学家”，即使他们自己也认为，从知识角度上说，他们是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传承者。这个小团体提倡限制政府，健全通货，减少管制，投资股市，指数化证券投资基金，削减税收。那时候有些人称他们是“疯子”，而今天他们却被人尊为诺贝尔奖得主。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我正好是芝加哥学派团体中的一员，直接参与了供给经济学派的形成过程。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美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十字路口，是要继续高税收的政策，提高通货膨胀率，减缓经济发展速度？还是改变路径，削减税收，消除管制，刺激增长，减少通货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