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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懋功在重庆引我到戴笠公馆，戴笠一见我，就给我一个少将专员。”

这是胡扯，戴笠从没有这么简单，就派一个少将，只有不熟悉戴笠的人才能受他欺骗。现在他既然说是少将，就叫他交少将的罪吧。

审后郭科长问我：“他是不是少将？”

我说：“不会是少将，他没有出身。派少将，要经过人事处的签核戴笠才能批准，一见面就派个少将，是不可能的。”

我在号内发动大家检举揭发，每个人都检举了一些反革命分子或供出隐藏的武器。段克文说他也要缴武器：“我在长春解放的时候，把一支驳克枪藏在了院中的煤堆里，我家在长春××街××号。”

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宋所长，宋所长说：“段克文这是捣乱，无理取闹，不要理他。”

有一天，我不在屋。大家对段克文提意见，说他白天睡觉。他不服，夏士栋给段克文一个大耳光。段克文两手戴着铐子，无法还手。我回来之后听说此事，批评了夏士栋。叫夏士栋写检讨书。夏士栋对段克文说：“我情愿加罪，非打你不可！你胡闹，我就要管你，县长、省长也不行！”

我对夏士栋说：“不行，打人不对，这是看守所！”

同屋的犯人对段克文都十分愤恨，他不守制度。还说：“你们用我作进步的台阶，那错了！我知道你们是假进步，实际你们心里还同情我呢。这一点我还看不出来？”

我对大家说：“叫他自己反省吧，不要对他进行帮助了。”

对于苗佩然的案子，我也多次进行了解。解放以前，他在国民党军队政治部工作过，充少校政治指导员，参加过国民党及三青团，解放后，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又分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他因成立“砖头会”被捕，唯恐他是打进来的内奸。我很注意他的社会关系，他过去的上级现在有的在起义部队，有的在北京学习。他的亲友都在北京，长春没有社会关系。他这个案子归于审讯员审理。于审讯员找我研究了一次，我从苗佩然老婆的来信、他的日记里找不到现行反革命的依据。我说：“他历史虽有问题，但是现行活动没有。”我又建议，“长春的问题大致是这样，不会再有新东西，现在应该到北京了解他的一切情况。如果是现行活动，指挥他的人在北京，传递情报是他老婆的来信与他的去信。如果是这样，还要化验他们的信笺，是用什么方法书写的？是密码？还是什么化学手段？”

于审讯员点头，认为我说得有道理。

我白天几乎不在小组，我到小红楼与杨文昌整理各小组的材料。有一天，杨文昌说：“科长叫我们赶快把这部分材料结束，又要展开新的学习了。”

第二天早饭前，收音机一打开就听到了长春市广播电台的广播，播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一条……处死！第二条也是处死！播到第四条，电门关了。犯人别的没听到，只听到“处死”。

注：

①　长春第一次解放：1946年4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解放长春，后根据中央“变阵地战为运动战”的指示精神，决定放弃长春、吉林，撤至松花江以北。1948年10月19日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

②　军委会特务处：1932年3月，蒋介石召集“军方”黄埔系的骨干分子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下设有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1934年4月，复兴社特务处又与邓文仪的“南昌行营调查课”合并，成立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仍由戴笠任处长。1937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与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合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党务调查处为第一处，特务处为第二处。1938年8月，蒋介石把第二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即通常简称的“军统”，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组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1940年戴笠任局长。

③　10月17日长春解放：长春宣告解放之日是1948年10月19日。10月17日国民党六十军起义，撤出防地，即人民解放军部分的解放长春。关梦龄如是记载这个日子，与他后来的遭遇紧密相联，故整理者保留了这个误点。

④　长春特秘处：全称为“长春党政军特种联合会报秘书处”。1948年在解放军兵临城下，长春市人民掀起反抗斗争，在时局危机的情势下，为加紧对人民的镇压，于四月经吉林省主席、东北剿总副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批准，成立了该组织。“特秘处”囊括了长春市的军、警、宪、特、政的全部力量，由保密局长春站、长春警察局、长春市政府、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