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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人走了，监房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静。陈牧与印匡时的号数犯人都知道。到我这屋没叫张逸民的号数，只说“你出来”，犯人们很可能以为把我叫出去了，所以我咳嗽了一声，告诉关心我的人：我没有走。

他们这样走没个好，是开斗争大会吧？什么场面呢？想不出来一个轮廓，也没有具体的听说过。小说里有斗争地主恶霸的描写——大会上要控诉地主的罪恶，然后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诉陈牧，他的罪与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陈牧是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当时朝阳大学法律系是最好的。他毕业以后，入军统的“黔训班”受特务训练，以后到沦陷区干潜伏工作。1946年调到长春督察处充侦审室中校主任，1947年冬因贪污撤职，押了二个月。释放调充吉林组副组长。他没到吉林，仍住长春。1948年3月督察处的审讯工作忙，副处长张国卿念他是“黔训班”的同学，叫他协助审讯。4月，张国卿升为处长，又把陈牧调回来，仍充侦审室主任。陈牧与军统长春站站长项迺光是同乡，都是辽宁开原县人，所以项迺光对陈牧再回督察处也不反对。

陈牧吸食鸦片，为人阴险毒辣。不说别的，他与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过去，把老婆的头部打出血。这件事就发生在解放前的半个月。对老婆尚且如此，对别人就可想而知了。

督察处的人，凡是他领导的特务，如侦审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爱发脾气，接着就打人。看守所所长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对我说：“给我调一调吧，我的能力实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陈牧的打。

对自己的人还这样，对犯人就不用说了，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扒皮”。

1948年4月，他到长春大马路重庆饭店去吃便饭。重庆饭店在长春是一个比较大的饭馆。经理姓庄，是个很活跃的商人，认识长春不少高级官员，在警备司令部里也认识不少处长和科长，但督察处他不熟悉。陈牧要了两个菜，不合口味，价钱还贵。陈牧发了脾气，茶房下楼把庄经理找来。庄经理排解一番，陈牧仍不讲理，庄经理就与陈牧吵了起来。陈牧一生气拂袖而去。回到督察处，陈牧把政治犯的案卷拿出来查了查，接着就从看守所提出一个新抓来的政治犯，问这个犯人：“你从哈尔滨到长春，见了几次庄经理？庄经理给你几份情报？

这个犯人答复不上来，于是用刑，把这个犯人打得糊里糊涂不能不“承认”。于是陈牧就派人把重庆饭店庄经理抓来，抓来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庄经理重打一顿，然后押了起来。

第二天上班，陈牧对我说：“昨天夜里审讯，一个八路地工人员供称重庆饭店庄经理与他有关系，并且说庄经理最近要到哈尔滨去，我怕他逃走，当时没有来得及向您报告，就把他抓了来，现在我补一个报告。”

按督察处规定，未经督察长批准是不能抓人的。他这样一说，我因不知内情，就同意了。他又对庄经理百般拷打。庄经理家中托了许多人，以后又托到我这儿，我告诉陈牧把庄经理释放。这一押重庆饭店关门了，庄经理花了很多钱，一下便垮台了。庄经理被释放之后，对人说：“这回我才知道督察处的厉害！简直不讲理，叫人没有法子活。”

像这种无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务所想不到的，可是陈牧不但想得出来，还能做得出来。

再有，陈牧的审讯“本事”极强，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对我说：“什么案子，只要到陈主任的手，就能审得出来，审讯能力比法官强得多。”

陈牧的确比法官有办法，他能把被审的人绕在里面。比如审讯地工人员：“你到解放区把长春的物价说出去了吧？谈谈物价，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没有什么关系？”

对方没有考虑其他，就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到了陈牧的笔下就是“多次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收集我方经济情报，调查物价，供给奸匪……”被讯问的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已被签处死刑。类似这样的审讯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陈牧在1948年审了一个地工案件，内中有一个长春大学的女学生杜鸣兰。由于这个案子不能构成“奸匪”之罪，原始情况也不具体，就把杜鸣兰等人开释了。到4月，办了一个政治案件，又牵涉到杜鸣兰。怎么牵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陈牧故意牵涉的？不能肯定。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一个晚上，陈牧把杜鸣兰提出来，威胁要处死她。杜鸣兰哀求他，他就把杜鸣兰强奸了。结果这个案子多数人被杀，杜鸣兰没有被杀。这件事，南京来密令，叫我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