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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是诗人沈懋学之女。沈氏和屠隆的女儿屠瑶瑟能诗，而且能以诗与屠隆唱和，并有诗集传世，无疑都是女诗人。

诗人、学者唐汝询的出现可以说是明代后期诗歌教育方面的一个奇迹。唐汝询字仲言，松江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生卒年均不详，大约明熹宗天启四年（1624年）前后在世。他幼年聪颖，五岁之前就已经识字，五岁时因病而双目失明。之后，他的父亲和哥哥将他抱在膝上教他诵读《诗经》和唐诗，无不琅琅上口。他靠耳听心记学习，博通经史百家。成年后曾著《唐诗解》、《唐诗十集》等，援引资料丰富完备，当时被视为奇迹。他还善于作诗，有《编蓬集》、《姑蔑集》、《可赋亭集》等。他的《唐诗解》五十卷，共选诗1500多首，入选诗人包括帝王公卿、方外异人、大家闺秀、后宫佳人及无名氏计一百九十四人。选诗共分七体，有五言古诗十卷，七言古诗十卷，五言绝句四卷，七言绝句六卷，五言律诗八卷，七言律诗六卷，五言排律六卷。每首诗均有原文、作者简介、校汇、注释及详解组成，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唐诗总汇，对唐诗的学习和研究有很大影响。

明代中上层社会比较重视女子教育，尤其重视“诗教”和学习《诗经》。一些官宦家庭还专门为自家女子开设了私塾。由于理学的影响，对女子进行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向她们灌输以“三从四德”为主的封建伦理道德，但是，这种教育却压抑不住人性的高涨，其结果往往背离了封建礼教的要求。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就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第三出《训女》中南安太守杜宝多次说过：“看起自来淑女，无不知书。”“看来古今贤淑，多晓诗书。他日嫁一书生，不枉了谈吐相称。”“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杜太守就亲自为爱女选择了老儒陈最良为塾师。《牡丹亭》第七出《闺塾》反映了明代上层家庭家塾的基本情况。一开场陈最良就说：“我陈最良杜衙设帐，杜小姐家传《毛诗》。”他在向杜小姐讲解《诗经》时说：“论《六经》，《诗经》最葩，闺门内许多风雅：有指证，姜嫄产哇；不嫉妒，后妃贤达。更有那咏鸡鸣，伤燕羽，泣江皋，思汉广，洗净铅华。有风有化，宜室宜家。”虽然这样教育杜丽娘，可杜丽娘依然春情萌发，为情而死，为情而生。不可否认，这种教育虽有种种缺陷，却依然为中国古代文学培养出了诸多女才子。明代中后期一些书香门第相继涌现出女诗人群体，就说明了明代对女子进行诗歌教育的盛况和成效。

明代蒙学阶段对诗歌教育很重视，尤其注重通过诗歌进行伦理道德教育。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王守仁继承儒家“诗教”传统，主张把教读诗歌作为蒙学中进行道德教化的主要手段，他在《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一文中指出：“古之教者，教以人伦，后世记诵词章之习起，而先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当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为专务。其栽培涵养之方，则宜诱之歌诗，以发其志意；导之习礼，以肃其威仪；讽之读书，以开其知觉。今人往往以歌诗习礼为不切时务，此皆末俗庸鄙之见，乌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泳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王文成公全书》卷二）他在《教约》中还进一步规定了蒙学教读诗歌的具体方法：“凡歌《诗》，须要整容定气，情朗其声音，均审其节调；毋躁而急，毋荡而嚣。毋馁而慑。久则精神宣畅，心气和平矣。每学量童生多寡，分为四班，每日轮一班歌《诗》；其余皆就席，敛容肃听。每五日则总四班递歌于本学。每朔望，集各学会歌于书院。……凡授书不在徒多，但贵精熟。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讽诵之际，务令专心一志，口诵心惟，字字句句䌷绎反覆，抑扬其音节，宽虚其心意。久则义礼浃洽，聪明日开矣。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习礼，或作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