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部分 (第3/4页)

。永乐十九年进士，为官清正，不畏强暴，深得民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范。在“土木之役”中，明英宗被俘，蒙古瓦刺部军进逼北京；于谦坚决主战，拥立景帝。英宗还朝复位后，于谦被诬以“大逆不道，迎立外藩”的罪名处死。于谦首先是一个政治家，是一位民族英雄，其次才是诗人，写诗只是他政事之余抒写情怀的方式。惟其如此，却恰恰继承了“诗言志”的传统，发扬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歌集中表现了他献身国家的志向、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他青年时代写的咏物诗《石灰吟》：“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在巡按各地途中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如：《荒村》、《田舍翁》等，表达了他对苦难百姓的深切同情。他居官清廉朴素，不馈赠权要，不拉拢私交，曾作《入京》一诗以见志：“手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此诗远近传诵，成为一时佳话。在抗击蒙古军队入侵的战争中，他写下了一系列洋溢着爱国主义的诗篇，如《出塞》一诗表达了他“意气平吞瓦剌家”的壮志。他还用民歌形式为戍边将士写了一首《从军五更转》，激励他们保卫国家。于谦最为人传诵的是他抒写心志、保持高尚节操的诗篇，如《石灰吟》、《咏煤炭》、《北风吹》等。他的诗无论古体还是近体，无论五言还是七言，语言浅显平易，明白流畅，在艺术上不事雕琢，直抒胸臆，刚劲清新，自然天成，独树一帜，与当时盛行的呆板凝滞、华贵典雅的“台阁体”形成鲜明对照，成为明代前期诗坛成就最突出的诗人。于谦的人品和诗品俱称一流，五百多年来，他始终是文人士子学习的榜样。他的《石灰吟》、《入京》等诗篇曾入选中小学语文课本，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均举进士，其父杨廷和是明武宗朝首辅。杨慎幼年就随母学习唐代绝句，少年时就以能诗善文著称，曾受到文坛领袖李东阳的赞赏。《明史…杨慎列传》载：“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长老惊异。入京，赋《黄叶诗》，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正德六年（1511），杨慎举进士第一。明世宗时充经筵讲官，以直言直谏著名。嘉靖三年（1524年），因“议大礼”被谪戍云南30余年，终于戍地。杨慎博学多才，广泛涉猎经史、诗文、书画、训诂、文学、音韵、名物等方面，著述很多，有《升庵集》81卷，其中有诗29卷。他精熟诗词、文赋、散曲、杂剧、弹词，词有《升庵长短句》3卷，散曲有《陶情乐府》4卷，弹词有《二十一史弹词》12卷等，另有《升庵诗话》14卷、《词品》6卷等。《明史…杨慎列传》载：“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杨慎诗存约2300首，内容极为广泛。或描绘山河之美，或抒写离愁别情，或关心民生疾苦，或歌颂历史人物。因居滇30余年，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广泛学习魏晋唐代诗歌，兼采民歌之长，形成了气势雄伟、清新细腻、浓丽含蓄的诗歌风格。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华美流畅。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又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文词畅达流利，广为传诵，其中最著名的是第三章《说秦汉》的开场词《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首词因被移用于明清时期刊行的《三国演义》之首而广为人知。

杨慎的夫人黄峨是文学史上著名的女才子。黄峨（1498—1569）字秀眉，遂宁人，工部尚书黄珂之女。她自幼随母学习诗文，聪明好学，博览群书，通经史，工诗文，少时就以诗词、散曲名满京城。她的诗词、散曲以杨慎谪戍云南为界，前期作品风格清新活泼，语言晓畅明丽，感情真挚动人，如《闺中即事》、《庭榴》等；后期因夫妻长期分离，诗曲大多感事伤怀，凄凉哀怨。如散曲《黄莺儿》：“积雨酿春寒，看繁花树残。泥途江眼登临倦，云山几盘流几弯，天涯极目空肠断。寄书难，无情征雁，飞不到滇南。”《罗江怨》：“空庭月影斜，东方亮也。金鸡惊散枕边蝶。长亭十里、阳关三叠，相思相见何年月。泪流襟上血，愁穿心上结，鸳鸯被冷雕鞍热。”这些作品主要表达个人情感，情意真切，极其感人。1529年，黄峨写下了一首怀念丈夫的七律《寄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