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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　”

自述：“特立独行”的作家天性（1）

“特立独行”的作家天性

“这种浩然之气，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一贯人格与风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着漫长的心路历程与身路历程，而我愿以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来做一清算，显有施教和典范之意存焉。我坦白写出我并没有很好的天资和背景，也非天纵之圣，而是自己困学硬造出来的豪杰人物，甚至近乎圣人………至于我，显然老是做战士，无新陈代谢之可言，没有退休、没有变化，似乎该以圣人论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话：我做圣人，我做不到；但是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湾，在国民党这样统治之下，做的也不会比我更多吧？……”

“这种类比，就是我自诩的根源。王安石赞美被人恶骂的冯道，说他有‘圣人行’（圣人的行为），我自诩自己就是做有‘圣人行’的豪杰。自己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此‘圣人行’也；自己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此‘圣人行’也；自己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至于仗义声援弱小、疏财领先抗暴、出山以救苍生、入狱以谢知己、散尽收藏以助慰安妇……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但我为何引起争议？为何不乖乖像圣人一样，净得嘉名？追究起来，有原因在，就是我太坦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时了，所以虽‘圣人行’不止，却‘恶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没得到应得到的程度与浓度。这种不相称，不是从我开始的，早从古代的圣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比起儒家的圣人来，墨子们却没得到应得的嘉名，这当然不公道，不过，有一点公道的是被骂禽兽，骂他的还是圣人级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电视call—in中被骂禽兽，骂他的却是小人级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优势一点的是，我因为太坦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我可以报复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却做不到。所以，同为‘圣人行’的，李敖活得虽难度最高，却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诉陈彦增说：‘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傲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有那种架式出来，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30年前，《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包德甫和沙荡夹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边照相我一边说：‘糟糕，我被美帝包围了。’—他们知道我这个中国人自大，而愿一左一右侧立拍照，可是，我仍旧嘴不饶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鸿章和戴高乐也。

“在我表现狂气的时候，看起来有大头症、有自大狂，其实我内心深处，可自我谦虚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来浇自己多么有名的凉水；也用两个故事，挖苦我没有那么有名或有名有过了头……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独自一人时玩世的喜感。不过上面属于长篇的，还有短篇的。1991年10月19日我有《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可以略见我雅人深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