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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国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方式有三项：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通过我的美国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国记者。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美国记者魏克曼（Fredaric　Wakeman）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1969年7月3日和9月7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在1971年7月16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柏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孙观汉是美国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人，拥有在美注册的40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

自述：与柏杨的恩恩怨怨（2）

“柏杨在10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1988年1月15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1月16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10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抬旧屁，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置，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柏杨不但对蒋经国发贱，以德报怨，同时对李敖却一反其道，以怨报德。他出狱后，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常委与大特务，却是在他受难时理都不理他的，试问李敖这种在他真正‘患难中’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书赠书，与国民党中常委、大特务为伍，固不足为李敖之辈光宠，但是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倒在李敖陪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去花园新城找萧孟能履行民法第一○○一条‘夫妻互负夫妻同居之义务’时，左袒萧孟能及其‘女朋友’，开车亲送其夫人于楼下，由其夫人上楼助阵……试问柏杨这种道德标准，岂不太离奇了吗？另一方面，在忘恩负义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诽谤李敖的时候，柏杨竟在背后怂恿‘快快出专书整李敖啊’！可见此公道德标准之离奇，甚至不是普通的离奇呢！”

李敖又称：“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杨，我乃在1984年2月3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50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在营救柏杨的人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