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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水门事件中的另一个现象成为公众的议题，那就是调查式报道。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的成就开创了新闻报道的新时代，因为他们摧毁了新闻业的一项潜规则：对“敏感”信息保持沉默，比如肯尼迪总统的不检点行为和林登·约翰逊的不道德交易。可是这些《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并不是孤军奋战的，现代的调查性报道的主要创始人也不是那两个精力充沛的记者，而是经验丰富的政府调查人员。正是马克与伍德沃德的合作，将复杂严密的专业调查手段与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报道手法结合了起来。水门事件和“深喉”这个人物向新闻媒体敞开了大门，引入了对新闻事件深入调查报道的标准和对政治事件采用综合记述的手法，而不仅仅是零散的报道。伍德沃德在深入报道这个新闻业的新领域树立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在水门事件后他在这方面还屡有建树。同时这种报道形式还极大地改变了公众对新闻事件的态度，并促使政商两界的权力层负起更多的责任。

“深喉”与媒体的秘密合作不仅使联邦调查局免受政治腐败的侵蚀，他的勇敢事迹的公开还激励了许多政府和公司的低层雇员，给了他们在压力和威胁之下揭发非法行为的勇气。如果不是《华盛顿邮报》对水门事件的披露，尼克松政府就会在荣耀中完成它余下两年的任期。我们原本透明的政府机构就会被黑幕遮挡，那些诚实的雇员就会受到威胁和压制而无法伸张正义。

对于马克为何能勇敢地揭露水门事件，最好的解释不是1972年时他与联邦调查局内部敌人的斗争，而是他在1922年就已形成并信奉的价值观。马克之所以能在最关键的时候平静而坚定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在良心的指引下甘愿拿自己的事业和家人的安全冒险，其原因可以归结到在他成长的过程中对他影响至深的人和事。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电视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的母亲、他所经历的道德教育和他养过的狗，对他的人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四

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爱达荷州双瀑城居民的生活代表了美国小镇人的普遍人生观。马克的父亲厄尔·费尔特在双瀑城外的几亩土地上为他的一家建造了一幢房子，他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一名慷慨的承包商。马克的母亲罗斯·迪格特·费尔特在当时的女性特别是美国西部的中产阶级女性中，受教育水平十分出众。她毕业于爱荷华州得梅因的一所文科教会大学——得雷克大学。

费尔特一家有两个孩子——马克和他的妹妹珍妮特　（现已病故）。在家庭为后代保留的回忆录里，珍妮特回想起她在父亲栽的苹果树、樱桃树和梨树下用梅森食物罐捕蜜蜂；马克和一个朋友在小棚旁挖了一个游泳池；到了冬天，他们用真正的蜡烛点亮了整棵圣诞树。珍妮特还写道：“三月是风和风筝的世界，四月有愚人节，五月的五朔节（我们会去跳五月花柱舞）给我们带来满篮的鲜花和糖果。在迷人的六月，我们熬夜玩踢可乐罐、捉迷藏和绑架游戏。七月四日是我们最向往的，那天每一个孩子都能等到一角钱，那的确不少。那天总有一些政客在音乐台上大声地演讲很长时间。而我们则会去玩摩天轮和旋转木马。”

费尔特双亲的家族都能追溯到最初来到美洲大陆的威尔士、苏格兰和德国先辈。厄尔·费尔特和他的儿子摒弃了那些繁琐的宗教礼节，保留了长老会的慷慨和社会正义感作为他们人生观的基础。马克和珍妮特在十岁上下时常常参加教堂舞蹈。他们跳的舞显然不是福音派教徒跳的那种复活的风格，而是更加理性和柔和的长老会传统风格。自制，关注别人的需要，周到体贴的言行以及很强的责任感是长老会教义的核心。因此从六岁起，马克就担负起了夏天切割和搬运干草以及冬天早起喂马的任务，尽管他的活还干得比较笨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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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0）

厄尔·费尔特在马克犯错的时候也偶尔会惩罚他，但主要管束马克的是他的母亲。马克到了中年还会想起他小时候“宁愿被父亲打十次也不愿听到母亲说一次对自己感到失望”。罗斯·费尔特始终保持着理智和冷静，可对马克的要求相当高。她的声音不大，却十分坚定，常常教育马克要自律和自制。在水门事件及随后的岁月里，马克常对朋友说，自己还是个顽皮的男孩子时要学会自制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而学会这一点对自己在联邦调查局的成功又是何等的重要。

马克在中学时代就显示出了领导才能，他赢得了学生会的竞选。从十几岁开始到成为联邦调查局的关键人物，马克的领导才能不断提高，可那并不是起步于对权力的追求，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