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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时代的胡适之；从《人权论集》时代的梁实秋到《远东英汉字典》时代的梁实秋，我们多少可以看出他们转变的痕迹。弗洛斯特在他那首《预防》里说，他年轻时不敢做一个急进派，因为怕他年老时变成一个保守派，我并非说胡适之与梁实秋已变成保守派，我是说，他们今日的‘稳健’比起当年那种生龙活虎、意气纵横的气概是不大相称的！写《老年人和棒子》的时候，我还不认识梁实秋先生，后来认识了，聊过许多次天，证实我那篇文章的论断，完全无误。梁实秋在台湾，虽然‘安分守己’，却也被国民党猜忌过。他告诉我：他家被搜查过一次，一天有人叫门，开了门，进来许多治安人员，问你是这家主人吗？我说是。他们说美国新闻处丢了一台打字机，有人说是你偷的，我们要来搜查。我说我是梁实秋，是大学教授，总不至于去偷美国新闻处的打字机吧？你们各位是不是弄错了？他们听了，拿出一张纸，上面画着我家的平面图，连说没弄错，就是你家。于是不由分说，进了屋里，到处翻箱倒柜起来，闹了好一阵，什么也没搜到，然后要我具结他们没带走任何东西，就走了。事后我写信给吴国帧抗议，可是一直没有下文。据我研判，国民党当年对梁实秋这番‘戏弄’，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在查他跟民社党、罗隆基等的关系；第二个目的是警告他要识相。在台湾，知识分子有头有脸而非国民党如梁实秋者，毕竟不多，现在大家已经沦落到台湾来，对老子们要客气一点！偷打字机事件后，还有一次他被告到蒋介石那儿，幸亏他提出毛泽东在延安抨击他的文艺谈话才得过关。他还告诉我：他译的那本《沉思录》，作者是2世纪的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由于中文译名是玛克斯，竟被国民党官方认为是19世纪的马克思而惹过一点小麻烦。他还告诉我一些秘闻，例如《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的一个中译本，擅挂他的名字，事实上根本不是他翻的……他还谈到他很欣赏当时的柳腰歌星华伯保，事后我请萧孟能买了入场券送他，他欣然而往。这些琐事，都可看到另一面的梁实秋。

“梁实秋在1929年与胡适、罗隆基合著《人权论集》（上海新月书店版），靠着胡适，也对国民党有太岁头上动土的文章；后来又以民社党党员身份，靠着张君励，也对国民党不无失敬之处。如今沦落台湾，自然不敢造次。他在台湾38年，一直乖得要死，他毅然决然地从民社党中脱队了，遇到国民党要他捧场的地方，不论是为###义士做宣传、不论是为文艺大会做样板、不论是让大官人向他颁奖赠勋，他都无不从命。有一次他跟我说，一次文艺什么会上拖他去，他感觉好像被人耍了，后来转而自思，被耍就被耍吧，也就即席安之。我听了，心里很难过，我觉得一代大儒，不可以软弱如此，但梁先生却如此软弱，他太令人失望了！当年郭良蕙出版了一部名叫《心锁》的书，台湾省政府新闻处以（52）公新一字第○三一九号函，予以查禁，同时‘中国文艺协会’拦腰做上一票，趁机把郭良蕙开除了会籍。郭良蕙跑到梁实秋家去抱怨，梁实秋是这样答复的，他说：‘郭良蕙啊！这件事有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们不该开除你，第二个错误是你不该加入。’梁实秋把这个故事告诉了我，我觉得很可以警世，所以至今没有忘记。梁实秋说这故事的时候，他自己也是‘中国文艺协会’会员，而我却不是—对国民党的任何会，我是不屑参加的。”

李敖说：“1965年12月28日，《文星》杂志被罚停刊一年，《纽约时报》请我写新闻稿，乃与萧孟能一同拜访梁实秋，请代为英译，但他表示为难。谈了两小时，告辞出来，萧盂能和我都觉得梁实秋连这点小忙都不帮，真与《文星》对他的尊敬不太相称了。《文星》风雨飘摇之日，我被警备总部捕去约谈，最后由特务陪同，放出找保。我走在马路上，心想这种政治性的案子，谁敢保我？看样子只好找一位德高望重有名气的大人物保一保，方不致连累他。想来想去，以为人既放出找保，事情不大，因此路过梁府，登门为请。不期梁实秋在特务面前，婉为拒绝。他对我说：‘你还是找别人保吧，实在找不到别人，我再保你。’我识相而退，最后找到‘立委’王兆民先生保了。当天晚上，他打电话给余光中，表示未能保我，至感难过。从此以后，我恍然大悟，决定自己处逆境时，绝对不要妄想正人君子会援之以手。此后20年间，我再也不敢‘连累’他了。直到1987年5月间，为了他一稿两卖，涉及《文星》版权的事，我们才通过信。5个多月以后，他就死了。在他死前最后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