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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到产盐地领取盐的手续。因为国家严禁贩卖私盐，所以当商人运的粮食越多，他可以调度的盐就越多，也就能获得更大的利润。开中盐法的实施使精明的商人发现：从内地调运粮食成本太高，于是他们直接在边塞地区雇佣农民开垦土地，直接在当地生产粮食送卫所换盐引，这样一来节省了运费，其赚取的银两更多，渐渐的，这种商屯也延续开来。

听到朱棣的提示，夏元吉和杨士奇不约而同陷入了沉思。

半晌，夏元吉不太肯定地说道：“不若以开中盐法为例，实施开中茶法？”

朱棣不禁一愣。

朱棣让他们参考开中盐法，其实是暗指只要对商人诱之利便可解决运输的难题。朱棣的设想是派专员前往产粮区进行公开招标，只要中央政府把招标权牢牢抓在手中，地方政府自然也就玩不了什么猫腻。

在朱棣的设想中，茶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甚至将之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也不为过。

蒙古人退居塞外后，比成吉思汗时期以前处于更孤立的状态，蒙古与明朝以及其他国家地区的贸易几乎完全停顿了。由于游牧生活，从前工匠和农民的住地都成了草地。但是，他们对于粮食、纺织品和铁器等金属制品的需要是不可一日或缺的。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大大倒退，但由于蒙古入主中原达百年之久，中原地区的影响并不能马上消失，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也不能马上改变。比如他们吃的是“食兼黍谷”，并非全是肉乳；他们穿的是“衣杂缣布”，“富者至被缇绣”，“食最喜甘，衣最善锦”，其首酋愈以“衣锦服绣”为荣。但这些物品皆非草原所产，为了生活，不得不向中原或其他地区求得。

不仅贵族热衷于中原的产品，普通的蒙古牧民对中原的商品同样需求强烈——蒙古族、藏族和色目人因其所居位置的自然环境，只能以畜牧业为主，日常食物多为奶制品和肉类，这些食物内含的酸性物质过多，如果没有茶叶内含的茶碱来加以中和，则会引起许多病症。因此，上述地区的诸民族对茶的依赖性极大。

问题的关键在于：茶叶在这个年代不是普通的商品。从表面上说，茶叶是明初政府的垄断商品，往深层次讲，茶叶甚至起着比战略物资更大的作用——毕竟，游牧民族的饮食绝对不能缺少茶叶，简直可以说是“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借助茶叶对游牧民族的特殊作用，明朝政府只要将茶叶买卖完全控制住，那么不说是扼住了游牧民族的咽喉，至少也是掌握了他们的软肋。

在朱棣的眼中，只要茶叶贸易控制得当，其作用至少相当于精兵十万。比如说，某个地区或部落对中央政府特别恭顺，那好，对此地（部落）的茶叶贸易量提高一成；某个地区或部落对中央阳奉阴违，无所谓，对此地（部落）的茶叶贸易量缩减一半；某部落响应中央号召起兵攻打敌对部落，获首级及牛羊若干，非常好，贸易量提高一倍……

原本打算专门召开一个会议讨论茶政的，现在听到夏元吉已经谈到了茶政的问题，朱棣稍稍犹豫了一会儿，决定透露一些茶政改革的计划。

如果按夏元吉的建议实施开中茶法，那就意味着要把茶叶买卖由国家垄断变为民间自由交易。这显然是弊大于利的。所以说，完全照按开中盐法来实施茶法肯定不行。

想到这里，朱棣微微摇了摇头，然后对夏元吉说道：“茶叶是国家垄断商品，不适宜让民间自由买卖。”

夏元吉壮着胆子说道：“皇上，茶叶由国家垄断有三弊。”

“其一，政府对茶叶生产和流通的干预，虽垄断了茶叶贸易，但却束缚了茶叶生产的发展，抑止了茶户的生产积极性，甚至破坏了茶户的家庭经济。如陕西汉中府茶户，由于茶课负担沉重，‘昼夜治茶不休，男废耕，女废织，而莫之能办也’。如今，不少茶户已经濒临破产。”

“其二，政府垄断茶马贸易后，渐渐扩大茶马比价。最初，茶马司定茶马比价：马一匹，茶千八百斤。洪武二十二年六月，明政府压低马价，抬高茶价，定其价：上马一匹，茶一百二十斤；中，七十斤；驹，五十斤。后来曹国公李景隆用茶五十余万斤，得马5181匹，每匹马价折合茶叶三十七斤左右。如此高额的利润，诱使汉族商人纷纷违禁走私。”

“其三，由于茶叶利润实在太高，在某些地方，商人只要携茶与之，对方即以金赠，虽一手掌茶，可博金一握！不仅是商人敢于犯禁走私，连官吏也无法抵御这种诱惑。结果，原本是行施政治力量的官吏，现在不仅不去执行政策法令，反而加入了冲破政策法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