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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写字划算，不料一写写多了，超重退回，要罚加邮资，比航笺还多4元，叹曰：“以后不便写矣。”苏雪林认为写信是人生快事，每每下笔千言，一写数页，倘超重被邮局罚增补邮资也罢，但往往会耽误时间。为不超重，又多写字，初选用薄纸，除正反都写外，她专备一小秤，不致超重误事，写多了再拿去一页则是。有趣的是50年代初，她由法国赴台，船泊西贡一天，“余因听说由西贡写信到巴黎航空亦仅需十五方，意欲占点便宜，遂以整天工夫写信。计写信五封……下午写完去寄，问之管信件之船员，则由巴黎写航信到西贡固为十五方，而由西贡写航信到巴黎则需五十五方。”（）遗憾日记中没写下文，不知苏雪林寄了没有。为节省邮资，她常请海外回台的朋友带信。“因明日公宴陈通伯（陈西滢）先生，余将利用渠飞欧机会托其携带信件，故今日将学生作文束之高阁，大写其信……共十三封，直写到晚上十一时始睡。”（）60年代，她在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书，该校来信一律存图书馆，距住地较远，她为了不耽误读朋友们的信，每日奔跑取信，直喊划不来，但又乐此不疲。她对友人来信过简多有微词甚而牢骚，日记中多次历数友人的不是：“叔华来信，余立复一航笺，写得密密麻麻，比她来信的字多五六倍。”屡次批评谢冰莹不会交朋友，写信好像写条子，不知她一天到晚忙什么。发誓说今日以牙还牙，写笺片。可一挥笔，又洋洋千言不绝。从日记中看，晚年她写给谢的信最多。她渴望与友人忆旧拉家常，以遣寂寞。1977年始与大陆亲友正式通信，但感慨良多：“吾人生今之世，最苦为不自由，通信不能说话，乃不自由之甚者。”盖那时两岸气氛还不甚祥和，她怕言多有失，会给收信亲友招致麻烦。自致赵清阁信有一封遗失后，一直耿耿于怀，便改托人带口信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5）

每至岁末，是她播种情感收获友谊的时节。每年圣诞新年，“她均要紧张一阵或数阵”，往世界各地寄贺卡，90岁后把卖贺卡的小贩请到家中，挑拣图案吉祥又便宜的。据日记载，某次不寄不寄一下还“弄了”120张，还有遗漏，“待补寄”。后来算算小账，寄贺卡不合算，“今日得几贺卡，若回一卡则费四五元，卡费亦三四元，此如以航笺（片）代替，反而可大述寒温也。”她的信友遍布世界，台湾的国民党*陈立夫、王雪艇；胡适、梁实秋、林语堂、谢冰莹、陈源、凌叔华、林海音；大陆的冰心、杨绛、赵清阁等等。

最令人捧腹的是，1991年台湾邮费增资，她试以少写信来对抗邮局增资：“邮局增资后，即少写一、二封，乃市民消极抵抗也。信少，邮局收入亦少，则增资实为失策，或不久之将来又将减资，则我辈胜利矣。”（）

苏雪林写信的热情，笔者深有体会。我藏有她致我的7封信，都是她年届百龄时写的。用的是薄型大白纸，密密麻麻，有一通连落款都叠印得看不清。有一封3000余字，“今晨写信与张昌华，数日以来（七天，笔者注）共写了六页，原子笔不好，写得不成样子，惟唐德刚又在大陆毁谤胡适博士，仍坚主胡在民国六年哥大所得为待赠博士，十年后乃得此一学位，大陆人多信，我于致张昌华信中，不得不为一辩，希望犹大之吻能在大陆出版。”（，此信系接我寄她的江苏文艺出版社的《胡适自传》后所写，笔者）她致我的最后一封信，即写在巴掌大的绿色餐巾纸上。

笔者揣摩，苏雪林喜欢写信，特别是她衰年耳全聋，不能接听电话，与人面对面交流都须靠笔谈，太孤独、寂寞。自其姐苏淑孟去世后，她一人独居，终日面壁无语。她想用信与友人交流，了解外面的世界，或叙旧以慰心怀吧。至于她千方百计为邮资费心，倒不全因穷，而是自幼养成的俭朴之习。如果我们了解她晚年力拒官方的资助，早年在艰苦的抗战岁月，把自己的嫁妆、积蓄、首饰兑换成52两黄金，托《大公报》社长胡政之捐给国家“小助抗战”（石楠《另类才女苏雪林》，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我们就不会笑话她的“啬”了。

市井一俗人

苏雪林，一个从偏僻乡野里走出的村姑，自勉、自强而自立，印证了天道酬勤的箴言。在她的日记中时常出没一个“混”字，当某日著作成绩欠佳时，总要写一句“又混了一天”；当某日写文章不顺手，“冷却”后再读时，必发“文过一夜必有悔”的感叹；当文思艰涩、滞笔稿端时，总要发出廉颇老矣的感慨。她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毕生躬耕2000万字，成就了名山事业，被台湾奉尊为“国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