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第3/4页)

来之后，估计会引起比较激烈的讨论。至于该书所回忆的内容是否属实，任何有过文革经历的人都会感觉到，它基本是真实的。当然，是回忆就不可能是完全真实的，对其他人的评价肯定会有主观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对关乎到自己的问题，余秋雨是非常坦诚的。”

书作问世前余秋雨婉拒采访最后，程永新还透露，余秋雨一直是本着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在写作这部作品。

但是，在叙述中，有时不免也会流露出愤懑的一面。对此，《收获》杂志的主编李小林在看过初稿后，建议他不必理会文字背后的争斗，保持住平静的叙事姿态。余秋雨听取了建议，并对初稿进行了修改。目前，余秋雨表示在书作没有问世之前，不接受任何采访。该书的出版方作家出版社和《收获》杂志均表示，已与余秋雨达成协议，在该书未面世前，不对外公开该书具体内容。（张映光）　。　想看书来

肖夏林：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毫无价值

《北京文学》杂志编辑肖夏林曾经因为侵权问题与余秋雨直接对薄公堂。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并表示余秋雨的“记忆文学”是不值一提的。

“记忆文学”是一个什么概念？记忆可能出现偏差、错误甚至是人为的修改。读者无法判断其为真，也无法判断其为假，因此无法确定它的可信度。若把它当作回忆录来看，这个概念就更不合适。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余秋雨玩的文字游戏和商业噱头，它没有任何价值。

作为与余秋雨打官司的少数胜诉者，我觉得余秋雨的动机就是为了获取商业利益。他起诉古远清和我本身就是一个很荒谬的行为，其主要目的还是出于商业炒作。像他这样的文人，一旦没有什么事情引起大众的关注，他自己就会挑起一些事来吸引大众的注意，起诉我和古远清就是这样。余秋雨打官司的目的不是为了胜诉，主要是为了和解。和解才是他最大的胜利。他与别人打官司，很多时候都胜诉不了，一旦胜诉又会产生质疑。

他的做法很有意思，开始时口放豪言，声称自己有绝对把握胜诉并提出高额赔偿，一旦开始打官司了，又想显示风度，要求和解。与古远清打官司是这样，与我打官司也是这样。

余秋雨从来就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他的身上没有任何知识分子的特性，也没有中国传统文人的基本品性。他一直追求权力，追逐资本，以二者的结合来实现利益最大化。前一段出的《笛声何处》分明是以前在台湾的一篇演讲和一些旧作拼凑而成的，偏偏要说是新书。在一些针对他的批评中，###的批评文章没有什么价值，一个不是知识分子的人，要他忏悔的显然是要求太高了。这个开口文化、闭口文化的人把自己打扮成中国文化大师，实际上是常识性错误的大师，而且往往被人揭露后拒不认错。###等人对他的道德批判不能真正影响到他著作的销售，而金文明的书才对他造成了致命威胁。金文明的书出来后，他的书不仅在内地销售下降，在台湾也一样，连发行人都很担心。

我与余秋雨没有个人恩怨，他也不值得我仇恨。

他的“记忆文学”不过是一个商业幌子。我现在正在写一本书，准备以余秋雨为个案，对中国文人做一次审视和分析。（张弘）

丁东：当时知识分子整体不光彩　对余秋雨不能苛求

记者张弘采访记录在余秋雨文革身世引发众多争议时，学者丁东曾撰写文章，对文革写作班子进行了详实的研究。在得知余秋雨发表自传后，他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余秋雨如果要出回忆录，读者最感兴趣的可能还是他“文革”时期的经历，我倒可以说说这件事的一些背景。

当时，上海有很多写作班子，“石一歌”就是其中之一。它开始的主要职责是研究鲁迅，属于文艺组或文学组。余秋雨文革初期挨过整，后来因为笔杆子好而被起用。他是“石一歌”中的成员之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四人帮当时在上海有一份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一份文学杂志《朝霞》，当时影响很大，上面经常发表署名“石一歌”的大批判文章。余秋雨参加了集体写作，这毫无疑问，但哪些是他写的，他发挥了多大作用，就不得而知。就事后的情况来看，余秋雨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大。有一篇叫做《走出彼德堡》的文章可能与他有关系。当时，有一些下放到五七干校以及其他地方的人，本来已经可以回城了，但是，由于这篇文章又不能回。尽管作者主观上没有这样的目的，但却造成了实际的后果。

在当时的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极其狭